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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爲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爲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爲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幷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爲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爲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爲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爲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爲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捨、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
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
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
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絃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h4>六</h4>
凡治史有兩端：<b>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b>
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爲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爲進退。此一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