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論 (第7/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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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爲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爲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爲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爲變。

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爲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

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h4>七</h4>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爲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爲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爲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爲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h4>八</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