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論 (第9/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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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爲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爲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爲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爲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爲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

凡於中國而輕言民衆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爲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h4>九</h4>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爲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

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

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爲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爲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爲《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爲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爲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爲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爲百家，於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爲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

“史官”爲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爲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爲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爲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爲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爲入仕惟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