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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如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征斂賦稅。
<h4>四、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h4>
因此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按：撲買制始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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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以耶律楚材諫而止。後回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力爭，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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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以世祖爲開國賢主，亦專用財計之臣，務於聚斂。【始用阿合馬（回人），繼用盧世榮，又用桑哥。】
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靡有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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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七年，諸路課程定額四萬五千錠。十作年，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已視七年定額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三分取一，徵一千二百餘錠。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至仁宗皇慶時，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言：“課額比國初已倍五十。”食貨志謂：“天曆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蘇天爵滋溪集記兩淮鹽價，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爲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