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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一、乾嘉之盛極轉衰</h4>
清康、雍、乾三朝，比較過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葉以後，清室即入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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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b>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勵精圖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寬仁。惟以國富論，仍以乾隆爲最盛。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及新疆開闢，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幣帑七千餘萬，然是年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四十六年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歸政，其數如前。康熙與乾隆，正如唐貞觀與開元、天寶也。
<b>二、因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b>此與前一事相因而至。滿族對中國戒備之心日懈，則其自身缺點劣性日露。乾隆晚年之和珅，爲相二十年，所抄家產，珍珠手串二百餘，大珠大於御用冠頂。寶石頂數十，整塊大寶石不計數。藏金錢、衣服逾千萬。夾牆藏金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三百餘萬兩。人謂其家財八萬萬，敵全國當時歲入十年以上。遂有“和坤跌倒，嘉慶喫飽”之謠。其時外省疆吏亦望風貪黷。滿臣伍拉納爲浙閩總督，籍產得銀四十萬有奇，如意至一百餘柄。乾隆謂其“如唐元載之胡椒八百斛”。乾隆雖對貪黷時加嚴懲，然其風終不戢。
<b>三、漢人亦志節日衰，吏治日窳。</b>此復與前一事相因。先論中央。洪亮吉嘉慶四年疏，謂：“十餘年來，士大夫漸不顧廉恥。有尚書侍郎甘爲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爲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於抗禮者。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升黜詞臣，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製詩韻者。行賄於門闌侍衛，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誇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此則在嘉慶初也。
曾國藩：“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則在道光朝矣。次論地方。清制，州、縣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得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故部選之缺，扣留者常十之七、八，銓選之權移於督、撫。督、撫權愈重，州、縣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而墨吏日甚一日。外省鬻缺，其弊尤甚於明吏部之掣籤。洪亮吉渭：“十餘年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是也。又當時道、府官，由州、縣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員外擢者十之七、八。而當時司員則甚少才望。一則由滿州之廕生太易，一則由漢員之捐班太多。當時督、撫既多滿員貪黷，道、府亦少清望，州、縣尚在府、廳、司、道之下，層層管轄，層層剝削，有志節者亦無以自保。故其時讀書稍自好者，苟非入翰林得清願，即退爲書院山長，或浮沉朗署，或寧爲一教官。故乾嘉經學極盛時期之學者，仕宦率多不達。如是而望州、縣之清廉，吏治之振飭，自不可能。章學誠論其時官場貪婪，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俄而非萬不交注，俄而且數萬計，俄而數十萬、數百萬計。”洪亮吉亦曰：“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之前。無事則蝕糧冒餉，有時則避罪就功。”又曰：“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裏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其他。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裏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可入己者若干，民生吏治，不復掛齒頰矣。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返，其贏餘雖不多，然恆足以溫飽數世。今則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於前，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此言夫守令也。
又其言吏胥，曰：“吏胥爲官者百不得以。登進之途既窮，營利之念益專。世門望族，以及寒畯之室，類不屑爲。其爲之而不顧者，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或呼爲‘公人’，或呼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鹹不敢忤其意，即官府亦畏之。何則？官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於吏胥者。鄉里貧富厚薄，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家之入於官者十之三，入於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蜂擁而至，不破其家不止。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者七、八百，至少一、二百人。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此又言胥吏也。
因吏治之不振，而各省遂有所謂“虧空”。其事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始則大吏食惏者利州、縣之賄賂，僨事者資州、縣之攤賠，州、縣匿其私橐，以公帑應之，離任則虧空累累。大吏既餌其資助，乃抑勒後任接收。其後循至以敢接虧空爲大員，以稟揭虧空爲多事。州、縣且有藉多虧挾制上司，升遷美缺。自後地方政治，遂惟有所謂“彌補”。寬則生玩，胥吏因緣爲奸。急則張皇，百姓先受其累。而民事遂無問者。劉蓉渭：“天下之吏，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則天下幾何不亂！
<b>四、因戶口激增，民間經濟情形轉壞。</b>乾隆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一萬七千七百四十萬有，距康熙五十年方三十年餘，所增達七、八倍。又三十餘年，至乾隆四十八年，爲二萬八千四百有三萬有奇。又十歲，五十八年，爲三萬七百四十六萬。又二十歲，嘉慶十七年，爲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此由丁隨地起，自無滅匿之弊，或有增造以博盛世之名者。然乾嘉人口激增，自爲事實。洪亮吉《意言?治平篇》：“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戶口，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試以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夫婦二人，寬然有餘。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已不下二十餘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視高、曾時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戶不止。隙地閒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佔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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