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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次則爲官方之不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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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乾嘉以後，納貲（zī）之例大開，洎（jì）鹹同而冗濫益甚。【王凱泰同治十二年應詔陳言，首請“停捐例”。謂：“自捐俸減折，百餘金得佐雜，千餘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過三、四千金。家非素豐，人思躁進。以本求利，其弊何可勝言？”其時有以洋行挑水夫而爲糧儲道者，見殷兆鱅（yōng）疏。】“捐納”外復有“勞績”一途。捐納有“遇缺儘先”花樣，勞績有“無論題選諮留遇缺即補”花樣。【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輸資若干年，俾班次較優，銓補加速，謂之“花樣”。】而正途轉相形見絀。甲榜到部，往往十餘年不能補官，知縣遲滯尤甚。【王凱泰應詔陳言第二項，曰“汰冗官”。謂：“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衆，部寺額外司員，少者敷十，多則敷百。補缺無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論列時政，已言部員壅滯，有“十年不調，白首爲郎”之語。及乾隆間舉人知縣銓補，有遲至三十年者。廷臣屢言舉班壅滯，然每科中額千二百餘人，綜十年且二千餘人，銓官不過十之一。謀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舉，三科以上舉人輿焉。仕途之壅滯，爲自唐以來科舉制下必有之現象，何況又加之以納貲、勞績異途雜流之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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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吏既競務保舉，多請吏部停止分發。保舉大者有二途：一曰“軍功”，一曰“河工”。光緒二十年，御史張仲析言：“山東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圖保者以山東爲捷徑，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矣。”【此見保舉與捐納之狼狽相倚。】其次復有“勸捐”。順天賑捐一案，保至千三百餘人。山東工賑，保至五百餘人。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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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當時的政象，絕對抵不住當時的外患，於是遂有當時之所謂“變法自強”。
<h4>二、晚清之變法自強</h4>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併爲一談。【所變只有關自強之法。】
<b>一則清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裏，祖法萬不可變。</b>【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