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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裏真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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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樸學，既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zhào）於曹振鑄。曹歷事三朝，凡爲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爲軍機大臣，殿廷御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爲專制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託習爲故常。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爲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面掣肘壞事。【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論及用人，雲：“承平用人，多計資格。時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進者多騎牆，精力漸衰者憚改作，資序已深者恥下問。其所謂更事，不過痼習空文，於中外時局素未講求，安有閱歷？而迂談謬論，成見塞胸，不惟西法之長不能採取學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銳意掃除”此奏已在戊戌後，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狀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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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真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
今言富強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huáng），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李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此梁啓超語。】即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復反對之聲四起。【文祥光緒二年疏：“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爲不足言。抑或苟安爲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爲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爲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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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里。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贊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厘稅爲言，臺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幹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滬寧路始於二十九年，京奉路成於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統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