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 (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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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國史新論》中國知識分子

我在前提到中國知識分子，此乃中國歷史一條有力的動脈，該特別加以敘說。

中國知識分子，並非自古迄今，一成不變。但有一共同特點，厥爲其始終以人文精神爲指導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並不向自然科學深入。其知識對象集中在現實人生政治、社會、教育、文藝諸方面。其長處在精光凝聚，短處則若無橫溢四射之趣。

姑置邃古以來，從春秋說起。其時文化已開，列國卿大夫如魯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孫穆子，齊之管仲、晏嬰，衛之蘧伯玉、史鰍，宋之公子魚、子罕、向戍，晉之趙衰、叔向、韓宣子，楚之孫叔敖、令尹子文、鄭子產、吳季札，秦之百里奚、由余，其人雖都是當時的貴族，但已成爲將來中國典型學者之原始模樣。他們的知識對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擺脫傳統宗教氣，而轉重人文精神，以歷史性世界性，在當時爲國際性社會性爲出發點。專在人生本位上講求普遍的道德倫理規範，而推演到政治設施，決不純粹以當時貴族階級自身之狹隘觀念自限。但他們亦決不撇開人事，一往地向廣大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們既無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學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則已漸漸到達一融通開明之境界。此後戰國平民學者興起，貴族階級突然陵替，其間並無貴族平民兩階級間之劇烈鬥爭，而列國封建經兩三百年的過渡，即造成秦漢大一統。此等歷史業績，推溯根源，春秋時代貴族學者之氣度心胸，與其學識修養之造詣，亦與有大功。不是戰國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戰國。

戰國學者多從平民階級崛起，但當時距春秋不遠，他們在生活上、意識上，幾乎都沾染有濃厚的貴族氣。他們的學術路向，依然沿襲春秋，以歷史性、世界性、社會性的人文精神爲出發，同時都對政治活動抱絕大興趣。在上的貴族階級，也多爲他們開路，肯盡力吸引他們上進。他們亦幾乎多以參入政治界，爲發展其對人生社會之理想與抱負之當然途徑。而講學著書，乃成爲其在政治上不獲施展後之次一工作。孔子專意講學著書，乃屬晚年事。墨子亦畢生在列國間奔跑，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是忙於希求參加政治活動。孔、墨以下，此風益甚。總之，他們的精神興趣，離不了政治。

即如莊周、老聃，最稱隱淪人物，但他們著書講學，亦對政治抱甚大注意。即算是在消極性地抨擊政治，亦證明他們拋不掉政治意念。此亦在中國歷史傳統人文精神之陶冶下所應有。我們姑稱此種意態爲上傾性，因其偏向政治，而非下傾性，因其不刻意從社會下層努力。在當時，列國交通，已形成一世界型的文化氛圍。如陳仲子之類，即使埋頭在小區域裏，終身不顧問政事，但風氣所趨，大家注意他，依然使他脫不掉政治性。政治的大門已敞開，躍登政治舞臺，即可對整個世界即全中國全人類作文化上之大貢獻，哪得不使這一批專重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躍躍欲試？

他們的生活與意氣亦甚豪放。孟子在當時，最號稱不得意，但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所見如梁惠王、齊宣王，都是當時最大最有權勢的王者。若肯稍稍遷就，不在理論上高懸標格，何嘗不是立談便可至卿相。在百萬大軍國運存亡的大戰爭中，一布衣學者發表一番意見，可以影響整個國際向背，如魯仲連之義不帝秦。此種人物與意氣，使後代感爲可望而不可接。無怪戰國一代，在中國史上，最爲後代學者所想慕而樂於稱道之。

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可知中國學者何以始終不走西方自然科學的道路，何以看輕了像天文、算數、醫學、音樂這一類知識，只當是一技一藝，不肯潛心深究。這些，在中國學者間，只當是一種博聞之學，只在其從事更大的活動，預計對社會人生可有更廣泛貢獻之外，聰明心力偶有餘裕，氾濫旁及。此在整個人生中，只當是一角落，一枝節。若專精於此，譬如鑽牛角尖，羣認爲是不急之務。國家治平，經濟繁榮，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內事，在中國學者觀念中，較之治天文、算數、醫藥、音樂之類，輕重緩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數的，只轉入曆法方面，俾其有裨農事。如陰陽家鄒衍一輩人，則把當時僅有的天文知識強挽到實際政治上應用，講天文還是在講政治原理，講仁義道德，講人文精神。至如音樂之類，在中國學者亦只當作一種人文修養，期求達到一種內心與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種工具。孔子最看重音樂，他對音樂看法即如此。放開一步，則用在人與人交際上，社會風俗陶鑄上，還是一種工具，一種以人文精神爲中心嚮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國知識界，自然科學不能成爲一種獨立學問。若脫離人文中心而獨立，而只當是一技一藝，受人輕視，自不能有深造遠至之望。

不僅自然科學爲然，即論政治，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中，亦決不該爲政治而政治。政治若脫離人文中心，連一技一藝都不如。張儀、公孫衍之徒，所以爲孟子極端鄙視，其意義即在此。而孔、墨、孟、荀，又將爲荷丈人及莊周之徒所誹笑，其意義也在此。當知莊周等看不起儒、墨政治活動，亦由人文中心着眼。只在其對人文整體看法與儒、墨不同，其實是仍站在人文圈內，並非站在人文圈外，根據超人文的眼光來批評。如是則級級提高，一切知識與活動，全就其對人文整體之看法，而衡量其意義與價值。因此在中國傳統知識界，不僅無從事專精自然科學上一事一物之理想，並亦無對人文界專門探求某一種知識與專門從事某一種事業之理想。因任何知識與事業，仍不過爲達到整個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徑。若專一努力於某一特殊局部，將是執偏不足以概全，舉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於一技一藝。而且屬於自然科學之一技一藝，尚對人文整體有效用。若在人文事業中，割裂一部分專門研求，以一偏之見，孤往直前，有時反更對人文整體有害無益。

孔門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財，公西華辦外交，皆有專長，但孔子所特別欣賞者，則爲顏淵，顏淵不像是一個專才。墨家對機械製造，聲光力學，都有相當造就，但墨子及墨家後起領袖，仍不專一注重在這些上。戰國很有些專長人才，如白圭治水，孫吳治兵，李悝盡地力之類，但爲知識界共同推尊蔚成風氣者，也不是他們。當時知識界所追求，仍是關涉整個人文社會之全體性。若看準這一點，則戰國知識界，雖其活動目標是上傾的，指向政治，但他們的根本動機還是社會性的，着眼在下層之全體民衆。他們抱此一態度，使他們不僅爲政治而政治，而是爲社會而政治，爲整個人文之全體性的理想而政治。因此他們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場，使他們和現實政治有時合不攏。縱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終沒有陷入政治圈內，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條件，而從實際政治中抽身退出，再來從事講學著書。但他們在內心想望中，仍不放棄政治，仍盼望終有一天他們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實現。此種態度，即莊周、老聃亦不免。他們一樣熱望有一個理想政府與理想的政治領袖出現。因此戰國學者，對政治理想總是積極向前，而對現實政治則常是消極不妥協，帶有一種退嬰性。這一意識形態直傳到後代，成爲中國標準知識分子一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