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 (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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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遷就現實，應付現實，而在爲整個人文體系之一種積極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一人文理想，則從人生大羣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中，推闡尋求得來。此一精神，在春秋時代尚是朦朧不自覺的，直要到戰國，始達成一種自覺境界。他們的政治理想，乃從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演出，政治只成爲文化人生之一支。這一理想，縱然不能在實際政治上展布，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領域中表達。主要則歸本於他們的個人生活，乃及家庭生活。孔子《論語》中已說：“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這是說，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以其同屬文化人生之一支。因此期求完成一理想人，亦可即是完成了一理想政治家，這是把政治事業融化到整個人生中而言。若單把政治從整個人生中抽出而獨立化，即失卻政治的本原意義。要專意做一個政治家，不一定即成爲一理想人。《大學》直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而歸宿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莊周亦說“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外王即是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亦只在實現人生文化理想。此種理想，必先能在各個人身上實現，始可在大羣人身上實現。若這一套文化理想，並不能在各個人身上實現，哪有能在大羣人身上實現之理？因爲大羣人只是各個人之集合，沒有各個人，即不會有大羣人。

人生本來平等，人人都可是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聖人。換言之，在使人人到達一種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這一工夫，先從各個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謂修身，所謂挈矩之道。大方小方一切方，總是一個方，一切人總是一個人。認識一方形，可以認識一切方形。一個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個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業不過在助人促成這件事，修身則是自已先完成這件事。此理論由儒家特別提出，實則墨家、道家，在此點上並不與儒家相違異。此是中國傳統思想一普通大規範，個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規定其範疇。聖人只是一個共通範疇，一個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實踐與表現。聖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根據此一觀念，凡屬特殊人格，凡屬自成一範疇自成一典型的人格，其所含普通性愈小，即其人格之理想價值亦愈降。孔子、墨子、莊子，他們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實際內容有不同，但他們都主張尋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來實踐表達特殊人格之這一根本觀念，則並無二致。而此種理想的普通人格，則仍從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中，即人文精神中，籀繹歸納而來。此層在儒、墨、道三家亦無二致。如是，則我們要做一個理想人，並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聖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個最普通的人。因此他們從政治興趣落實到人生興趣上，而此一種人生興趣，實極濃厚地帶有一種宗教性。所謂宗教性者，指其認定人生價值，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全體大羣。經此認定，而肯把自己個人沒入在大羣中，爲大羣而完成其個人。

至於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羣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個人主義，始終不爲中國學者所看重，這又成爲中國此下標準知識分子一特色。戰國學者在理論上，自覺地爲中國此下知識分子，描繪出此兩特色，遂指導出中國歷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向。

二

西漢學者，在其傳統精神上，並不能違離戰國，但就當時社會形勢所影響於知識分子之意趣與性格上者，則顯然與戰國不同。戰國是在列國分爭中，知識分子參加政治，無一定法制一定軌轍的束縛。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渴國王。立談之頃，攫取相印如虞卿。那時不僅國王禮士，一輩貴族公子亦聞風向慕，刻意下士。當時知識分子，成千累萬，冒昧走進王公大人門下作客，可以要求衣絲乘車帶劍閒遊的待遇。戰國學者在理論上是嚴肅的，已是自覺性地超越了春秋時代的一輩貴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縱的，浪漫的，豁達而無拘束的，轉不像春秋時的貴族們有一傳統典型。但他們雖意氣高張，他們的實際生活，卻依存於上層貴族，以寄生的形態而存在。他們總脫不了周遊天下，朝秦暮楚，一縱一橫的時代習氣與時代風格。

秦漢大一統政府成立，封建貴族逐步削滅，入仕的途徑只剩一條，而且有法定的順序，誰也不得逾越違犯。於是學者氣焰，無形中抑低了。此種形勢，到漢武帝時代而大定。首先對此發慨嘆者是東方朔。他的《答客難》說：“彼一時，此一時。”時代變了，我們的身份和機會，哪能與戰國人相比？其次有揚雄，他的《解嘲》說：“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叫戰國學者生在這時，他們也將感無可活動之餘地。再次是班固，他的《答賓戲》說：“讓我們學顏淵的簞食瓢飲，與孔子的獲麟絕筆吧！至於魯仲連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時會，哪能效法呢？”他們在心情中，尚記憶着戰國的一套，但在時勢上則知道學不得了。他們的生活，多半是回到農村，半耕半讀。公孫弘牧豕，朱買臣樵柴，西漢讀書人大抵在農作餘暇中，一年三個月的冬季，聰穎特達的，自己說三冬九個月的時間就夠用了。一般說來，從十五歲能識字讀書到三十歲，經歷十五個冬季四十五個月的長期累積，必待到三十歲始成得一通才。他們再也不想裹着糧，肩着行李，像戰國遊士般到處瞎闖。時代變了，他們從縣學升送到國立大學。畢業後回到本鄉，埋頭在地方行政衙門當一小職。有成績的，再獲選拔升送中央，在王宮當一侍衛，平時在殿廷中執戟鵠立，遇皇帝出遊，結隊騎馬隨從，然後再由此轉入仕途。所以西漢學者的出身，是鄉村的純樸農民，是循謹的大學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務員，是察言觀色的侍衛隊。如此循循娖娖，再說不上奇偉非常特達之遇。而因此卻造成西漢一代敦篤、穩重、謙退、平實的風氣。

但歷史上的戰國遺風，終於在他們腦子裏忘不了。戰國學者常把自己當聖人，做了聖人便該做明王。那時的國王，也真會三推四讓，把至尊的寶位讓給他，他亦敢老實坐下不客氣。至於當王者師，做大國相，那已是等而下之了。西漢學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專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聖化。孔子是他們的教主，他們因此也要求王者同樣尊奉他們的教主。如此來把王者地位和他們拉平。學術定於一尊，亦是學術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強。一到漢業中衰，皇室威信墮落，他們終於擁戴出一位學者身份的貴族來，迫漢朝把皇位禪讓給王莽。那是學者氣焰重張的機會，不幸其人及身而敗，漢王室再起，西漢學者終於對戰國士運徒作了一番憧憬。

東漢士風，又與西漢不同。王莽是太學生，漢光武還是一個太學生，這已使東漢學者在內心上發生了異常的影像。而且從西漢中晚以來，社會學風急速發展，到處結集數十乃至幾百學者麇聚在一大師門下從學，是極平常事。一個大師畢生擁有上千門徒的不算奇。學者在下層社會漸漸佔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龔勝，光武初年的嚴光，更是後代中國知識分子另成一格的兩種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東漢士風一特色。

在漢武帝初興太學時，太學生員額只定五十名，後來逐漸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東漢末增到三萬人。太學本身成一個大社會，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個集團，自有一種勢力。來學的多半是中年人，他們並不志在急於畢業謀一出路，他們只以學校當徊翔之地，遨遊其間，有十年八年不離去的。太學裏的言談漸成舉國輿論嚮導，左右影響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動，招惹注目，風流標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風格上，也變成觀摩欣賞的集中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