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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學風，漸漸從宗教意識轉變到藝術趣味。每一個私人生活，當作一藝術品來觀摩，來欣賞。郭泰、徐稚、黃憲，舉世風靡，備受傾倒。東漢學者的基本情調，還是農村的，而絢染上大都市集團社交色彩。他們沒有西漢人那樣醇樸厚重，也不像戰國人那樣飛揚活躍，他們卻有春秋時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貴族式，或官僚式的，而東漢則成爲平民式，書生式了。書生的潛勢力，已在社會植根甚深，他們內心有一種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覺。他們成爲書生貴族，不像戰國時代平民學者之劍拔弩張，也不像西漢時代鄉村學者之卑躬折節，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蔑視政治權力，淡置一旁。那時是名勝於爵，政府的爵祿，敵不過社會的名望。君臣關係遠遜於朋友。他們的人生，成爲一件藝術品，卻經不起風浪，耐不起戰鬥。政治急速腐敗黑暗，社會上還有清名高節，相形之下，激成大沖突。黨錮之獄，名士斲喪殆盡，而東漢也隨踵滅亡。
其實那種書生貴族，不僅在學者們意識形態下養成，也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平行向前。東漢末年，門第世家已露頭角。因世代書生而變成了世代官宦，經過大擾亂的磨練，書生都轉成了豪傑。於是三國時代又成一種特殊風格。三國儼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臺，他們雖身踞國君、承相、元帥、外交大使之高職，依然儒雅風流，不脫書生面目。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及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成爲歷史佳話。以前只有春秋時代有此高風雅趣。整個三國人物，都不脫書生氣，同時也不脫豪傑氣。東漢傳統的名士氣，像孔融、管寧，那是名士之兩型，爲時勢壓迫，掩抑不彰。西晉局勢漸定，名士傳統抬頭復起。此下東晉南朝，偏安江東，沿襲東漢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則上越三國而遠接西漢。在醇樸中帶豪傑氣，但雙方同在大門第背景下，而與兩漢、三國異致。
三
門第逼窄了人的胸襟。一面使其脫離社會，覺得自己在社會上佔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輕政府，覺得國不如家之重要。此種風氣在東晉南朝尤爲顯著。北朝則處境艱困，爲求保全門第，一面不得不接近下層民衆擴大力量，一面不得不在政治上努力奮鬥，爭取安全。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爲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作成一種守先待後之強固壁壘。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闢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大激盪中，作中流低柱，所不可磨滅之功績。
遠在戰國時代，中國學者對人文理想，已顯然劃出兩大分野。儒、墨比較更富上傾性，而道家莊周、老聃之一脈則轉向下傾。他們想像中的歸真返樸，挽回結集城市的知識分子重歸農村，挽回歷史潮流重返淳古。這一意向，在西漢農村學者的潛在意識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漢學者表面是儒家化，內心底層卻有道家味。此種轉換，越後越顯著，東漢更是一轉折點。東漢士大夫的風義節操，無寧是偏向個人主義，較重於偏向社會大羣。
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諸葛亮肯爲劉先主鞠躬盡瘁，固可說有漢賊不兩立的政治觀點，但更主要的，是爲三顧草廬一段朋友間的肝膽真誠所激動。否則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是道家態度，不是儒家精神。可見三國時代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然沿接兩漢舊軌道前進。
到兩晉，此一恣態更顯白了。從個人主義，開門是朋友，關門則是家族。道家思想，在西漢時是標揭黃老，到魏晉之際則標揭莊老。黃老尚帶政治性，莊老則逕走上個人主義。以個人主義之內在精神，渲染上太學大規模的都市社交，便變成東漢型。渲染上黃巾、董卓之大動亂，便變成三國型。渲染上託庇在小朝廷的暫時苟安、門第鼎盛的環境下，便變成魏、晉清談與東晉南朝型。當時的朋友，實際內心也是個人主義，門第家庭仍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經歷史文化長時期的一番洗禮，更回不到太古淳樸，卻變成在個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個圓滿具足，外無所待的藝術性的人生。
儒、墨爲社會大人羣建立理想，懸爲奮鬥目標，明知其不可爲而仍爲之的一種帶有宗教熱忱的，這是戰國精神。現在則如在波濤洶湧的海上，孤懸起一輪悽清的明月。在荊棘蔓草叢中，澆培出一枝鮮嫩美豔的花朵。把農村情味，帶進繁華都市。把軍國叢脞忍辱負重的艱危政府，來山林恬退化。把華貴堂皇養尊處優的安樂家庭，來自然樸素化。那是當時的大喜劇，亦可說是大悲劇。
北方門第絕無此心情，亦無此可能之環境。藝術人生不可能，逼得他們回頭再轉向於宗教人生。田園人生不可能，逼得他們回頭再轉向於政治人生。莊老避向南方，北地則仍回到孔子。他們吸集社會力量來爭取政治，再憑藉政治力量來爭取社會。他們意想中，不可能有個人，不可能有家庭。除非在大社會中建立起一個合理政府，才能安定他們的個人與家庭。北方門第形成了另一種的淳樸，另一種的天真。南方社會在農村而園林化，北方社會則在磽确不毛的地面上來耕墾播種，在洪荒而田野化。異族統治終於推翻，隋、唐盛運終於再臨，撥亂反治，否極泰來，那是北方士族的功績。
這裏有同一契機，卻使南北雙方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向新宗教，即對印度佛教之皈依。個人主義者，則希冀一種超世宗教來逃避現實，寄託心神。集團主義者，則希冀一種超世宗教來刺激新生，恢復力量。南方以空寂精神接近佛教，北方以悲苦精神接近佛教。而其間仍有一共同趨向。佛教進入中國，依然是上傾勢力勝過下傾。最要是佛教開展，急速的知識化與理論化。換言之，則是宗教而哲學化。小乘佛教在中國並不得勢，而大乘宗派則風起雲湧，羣葩爛漫。佛教來中國，並不是直接向中國下層民衆散播，中間卻先經一轉手，經過中國知識分子之一番沙濾作用。如是則佛教東來，自始即在中國傳統文化之理性的淘煉中，移步換形，而使其走上中國化。這一點，卻是那時南北雙方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貢獻了一番最偉大的功績。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提起，並該進一步加以更深一層的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