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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隋、唐時代，一面還是大門第，一面還是寺廟裏的高僧們，來作知識界最高代表。漢、唐雖同樣是統一昌明的大時代，但唐代知識分子的氣魄意境，卻顯然與西漢不同。西漢知識分子從農村中來，孤寒拔起。唐代則從門第中來，都帶有貴族氣分。他們的家族，在政治上，社會上，遠的從東漢以上，竟可推溯到五六百年，近的也百年前後，大體上聯綿不絕，各有有名的家史家譜，各有綿延不絕的簪纓與紱冕與爵位光榮。而且這些地位，並不憑藉政府所給的特權，如古代封建貴族般，依法世襲。他們則由各自家門的禮教，子弟的修養，每一代在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文藝上，人格操守上，事業功績上，依其自身表現而繼續獲得此光榮。當然也有許多特殊憑藉，但在他們，總覺得這不是外在的身份，而確係內在的薰陶。因此門第的自傲，有時可以更勝過古代的貴族。皇帝的家庭，就這一點論，是遠遜於許多門第的。單憑這一點門第的自尊心，使唐代知識分子遠與西漢相異，亦復與東漢以下不同。
東漢名士，借社會交際朋輩名譽來與朝廷爵祿抗衡。魏、晉以下，借政權轉移來鞏固自身門第的地位。當時門第內心，還不免時時感到自愧。現在是門第的傳襲久了，自尊掩蓋過了自愧，而且門第與門第間的相互推尊，比東漢名士的孤寒地位更堅實了。不僅門第自身感到如此，即在王室亦有同感。那時王室對門第轉抱有一種自卑心，即在英偉超卓的唐太宗，也還不能免。他屢次和別人斤斤計較當時社會上所定門閥高下之不平。他又曾屢議封建。有一次，正式令諸功臣世襲刺史，經長孫無忌等十四人以大義駁正而止。這不僅是唐太宗的慕古好名，實在唐太宗內心，正也感到門第有其外在客觀之尊嚴。他直覺上感到，李家並不是獨出羣閥的一家，因此遂屢想到封建。我們也可說，在當時，只有經過了一番封建制度之正名定義，纔可使李家皇室，再確然高出於舉世尊視的那羣大門第之上。這形勢自然與漢高祖不同。
漢高祖在平民社會中崛起爲皇帝，當時爭說他是膺受天命，他也自居爲天命所鍾了。唐代則在門閥社會中興起，因此只想把門閥勢力稍稍就他的政權系統來加以調整。而當時諸功臣也非虛爲謙抑。長孫無忌的論據，正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說政治大原則在求賢共治，縱使我們一時立了功，我們子孫不必皆賢，賞了他們，害了百姓。百姓何罪？若他們還以不稱職獲咎，豈非自招誅戮？這是何等開明的意見！我們縱可說門第是當時變相的新封建，卻不能說那時門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識。即在春秋時，那些名卿賢大夫，如上所舉，也早就不能說他們只有封建意識了。因此東漢以下的新興門第，常對政治抱消極固閉的態度。而唐代門第，則對政治轉抱積極合作的態度。他們並不感到政府將會削弱門第，他們寧願翼戴政府，擁護政府，天下清平，門第亦同享安泰之樂。這是一種大氣度，這正因當時的門第，乃從社會醞釀來，不是由政治培植來。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種領先的姿態。他們常覺得，他們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賴政府。
因此，西漢政治是淳樸的，循謹的，最好表現在於地方行政與下級於部。而唐代政治，則是恢宏的，闊大的，最好表現在於中央與上級大僚。唐代知識分子，在其門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諳習世故，練達政事。所以一出來擔當大事，都是有氣有才，能實幹像西漢，而局度恢偉則遠勝。西漢只多賢良的地方長官，沒有像樣的大宰相與高級大僚，這一層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識分子，好發大議論，好作大計劃，好擺大場面，好有大組織。漢人厚，唐人大。漢人土，唐人闊。那是他們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氣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會上的表現也不同。
但唐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更大貢獻，還不在政治，而轉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識分子，還應該着眼到一輩佛門弟子。人人盡知如玄獎，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禪、華嚴三宗。我們儘可說，他們已創造完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上，在意態上，實可算得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來，一棒打死，與狗子喫”，那是何等話！在後代被目爲狂禪，在當時非有絕大理解，絕大膽量，不敢出此語。魏、晉以下的中國佛教徒，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其內心實在並不是沒有一番宗教的熱忱。但難能可貴者，在其宗教熱忱中，仍不喪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間又能調和得當，並行不背。若細細分說，六朝僧徒，熱忱尤勝過理智。隋、唐則理智更勝過熱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後沒有那一番熱忱，也說不出“打死如來給狗子喫”。
我們若一讀西方宗教史，尤其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長期大流血，回頭來看中國，驚天動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寧地中輕鬆滑溜地進行，那是何等偉大的成績！中國知識界，精神氣魄最活躍的時代，第一自推戰國諸子，第二便該輪到唐代禪門諸祖師。那是中國知識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後代仔細研摩，竭誠崇敬。直到宋代人還說：“儒門澹泊，豪傑多爲方外收盡。”這是不錯的。唐代第一流豪傑，全走進禪寺中去了。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貢獻，較之同時門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藝諸方面的成績，深刻偉大得多。我們若細籀禪門諸祖師的言論風采，講堂故事，我們可以說他們實在當得起豪傑二字。唐代知識分子，全帶有豪傑氣。
若我們真瞭解佛學在唐代的風聲力量，再回頭看韓愈，他自比孟子，昌言闢佛，也實在真夠得儒門一豪傑。那些都該在其精神氣魄上來衡量，來領略。戰國學者有豪傑氣，三國有豪傑氣，那些都是亂世豪傑，唐代則是盛世之豪傑。盛世豪傑難認，而隱藏在深山和尚寺裏的豪傑更難認。慧能、馬祖之類，真都是不世豪傑。沒有他們，下半部中國史必然走樣。那些人都有決定歷史的力量，而自己卻躲藏在山門裏。
下半段的唐朝，在門第與禪寺之外，進士得勢了。唐初門第人物，一面反對封建，一面卻推行公開考試製度。誰都知道，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門第護符，但在門第得勢時卻廢棄了。有人說，唐太宗曾有“天下英雄盡入彀中”之語，那是後代想當然之言，既不瞭解中國傳統政治精神，又不瞭解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人文觀點。拈上一句兩句莫須有之話，來談上下古今，概括歷史，則真歷史只有束之高閣。
進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權的開放，門第勢力退讓，引起了許多新的知識分子加進政府。那些人並不出身門第，他們事先並不瞭解政治，也未經傳統人文深細陶冶。又不像兩漢書生，在農村中過半耕半讀的淳樸生活。他們又多未受國家官立學校正式教育。有些則在和尚寺寄食，準備應考。王播的飯後鐘，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