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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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義，乃從每一人與生俱來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說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爲本，根據人類生命大全體之終極理想，來儘量發展此自然先天性，使達於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後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後天。使人文後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儘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單稱性，則人文後天應稱德。性須成德，德須承性。性屬天，人人所同。德屬人，可以人人有異。甚則有大人小人之別。有各色人品，有各類文化。

世界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國儒家教義，主張由人合天。而在人羣中，看重每一小己個人。由每一小己個人來儘性成德，由此人道來上合於天道。沒有人道，則天道不完成。沒有每一小己個人之道，則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個人自由，實則中國儒家教義，主張儘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來達成全人類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爲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儒家教義由此理想來教導人類，此爲對人類最高最大之博愛，此即孔子之所謂仁。

中國儒家此一種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識傳授與職業訓練上，更不注重在服從法令與追隨風氣上，其所重者，乃在擔任教育工作之師道上，乃在堪任師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要一人來傳授一部經書，其人易得。若要一人來指導人爲人之道，其人難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實踐了爲人之道，乃能來指導人。必先自己能儘性成德，乃能教人儘性成德，《中庸》上說：“盡己之性，乃能盡人之性。”孔子被稱爲“至聖先師”，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勝任爲人師之道，教人亦能各自盡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韓愈《師說》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業，但不能離道以爲業。如爲人君，盡君道。爲人臣，盡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國人常說信義通商，商業家亦有商業家之道。社會各業，必專而分，但人生大道，則必通而合。然人事複雜，利害分歧，每一專門分業，要來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間必遇許多問題，使人迷惑難解，則貴有人來解其惑。所以傳道者必當授之業而解其惑。而授業解惑，亦即是傳道。

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嫺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爲季孫氏家宰，爲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門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弒君，冉有也不爲。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於道，寧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講求人生大道，治事則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從來中國學校，亦重專業教育，如天文、曆法、刑律、醫藥等。近代教育上，有專家與通才之爭。其實成纔則就其性之所近，宜於專而分。中國傳統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識。故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有了通德通識，乃爲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業皆由人擔任。如政治、如商業，皆須由人擔任。其人則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當有的，亦稱達德。擔任這一業，也須懂得這一業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場上的地位和意義，此謂之通識。通德屬於仁，通識屬於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識，乃爲上品人，稱大器，能成大業，斯爲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識，只是小器，營小事，爲下品人。

中國人辨別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兩種，一是空間之俗，一是時間之俗。限於地域，在某一區的風氣習俗之內，轉換到別一區，便不能相通，限於時代，在某一期的風氣習俗之內，轉換到另一期，又復不能相通。此謂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爲時限，不爲地限，到處相通。中國在西周初期，列國分疆，即提倡雅言雅樂，遂造成了中國民族更進一步之大統一。此後中國的文學藝術，無不力求雅化。應不爲地域所限，並亦不爲時代所限。文學藝術如此其他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項大道，其實只在一個小己個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爲君子。但君子之道，並不要異於人，乃要通於人。抑且要通一大羣一般人。故曰徵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證。考諸三世，是求證於歷史。建諸天地，是求證於大自然。質諸鬼神，是求證於精神界。此項大道，惟遇聖人，可獲其首肯與心印。聖人不易遇，故將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實亦可謂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爲大雅之極。故既是君子，則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沒有俗的君子，亦沒有雅的小人。只中國人稱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實務言。而中國人稱雅人，則每指有關文學藝術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於雅俗之分。

中國傳統教育，亦可謂只要教人爲君子不爲小人，教人爲雅人不爲俗人。說來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則不易到達其最高境界。中國傳統教育，極富宗教精神，而復與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國傳統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國人重視教育，往往不重在學校與其所開設之課程，而更重在師資人選。在中國歷史上，自漢以下，歷代皆有國立太學。每一地方行政單位，亦各設有學校。鄉村亦到處有私塾小學。但一般最重視者，乃在私家講學。戰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競起，此姑不論。在兩漢時代，在野有一名師，學徒不遠千里，四面湊集，各立精廬，登門求教，前後可得數千人。亦有人遍歷中國，到處訪問各地名師。下至宋、元、明三代，書院講學，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國傳統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種私門教育、自由教育。其對象，則爲一種社會教育與成人教育。孔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曲阜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朱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陽、考亭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更如王陽明，只在他隨處的衙門內講學，連書院也沒有。中國傳統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與人間之傳道。既沒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會組織，又不憑藉固定的學校場所。只一名師平地拔起，四方雲集。不拘形式地進行其教育事業，此卻是中國傳統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禪宗崛起，他們自建禪寺，與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沒有佛殿，可以不開講一部佛門經典。但有了一祖師，四方僧徒，雲集而至。一所大叢林，可以有數千行腳僧，此來彼往，質疑問難。一旦自成祖師，卻又另自開山，傳授僧徒。禪宗乃是佛教中之最爲中國化者，其傳教精神，亦復是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