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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裏不佔地位。《左傳》裏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讚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產,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產。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產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產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裏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顏淵。顏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顏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產。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產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着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產,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顏淵。只是孔子、顏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顏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產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只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只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箇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爲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爲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爲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爲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只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只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曆史就光明瞭,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爲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裏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寧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錶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家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爲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崙,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羣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崙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崙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崙。好像法國人認爲拿破崙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崙,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只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爲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只以兩國首都建設爲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着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着王權時代,國會代表着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裏,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岳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岳飛失敗了。但岳飛只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岳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岳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岳飛失敗。而岳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岳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岳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隻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只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裏,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只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岳飛的風波亭精神,岳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岳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岳飛,岳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裏。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爲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只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只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裏,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纔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爲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裏面,爲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只在周公其人,爲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裏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爲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爲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爲我只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