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人物 (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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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爲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纔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爲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崙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爲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爲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爲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裏？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只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裏，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爲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爲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恨外面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爲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聖人身上，比較不着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只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只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羣無法稱讚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爲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歷，王季歷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讚。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讚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讚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讚人，但卻稱讚了管仲，又稱讚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喫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爲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爲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裏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世家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才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爲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爲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着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爲，人皆可以爲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爲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人怎樣才叫做聖人呢？似乎孔子很謙虛，他的學生問他：“夫子聖矣乎？”他說：“聖則我豈敢，我只有兩個本領，學不厭，教不倦。”他的學生說：“這樣你就是聖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國古代之三聖人。但他所提，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三聖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說：“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現在也不過二千五百多年，聖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們榜樣。孟子舉出三人，卻是性格不同，表現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來形容。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負責任，積極向前。他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亂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書裏講他“五就桀，五就湯。”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爲要使這個社會變成一個像樣的堯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從桀處回來，又到湯處去。商湯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於有莘之野一農夫。五次到湯那裏，終於當一個廚師。湯極滿意他的烹調，慢慢同他接談，覺得他了不得，以後便幫助商湯平天下。湯死了，下一代太甲繼位，不行，伊尹說：“你這樣怎可作皇帝？”把他關閉起，說：“我來代替你。”太甲後來懺悔了，伊尹說：“你回來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一切污濁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紂，他反對。到後全中國統一，他寧餓死首陽山。柳下惠是一個耿介之人，但卻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現，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獨行，表現了一個無表現。孟子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氣。他是魯國人，在魯國做了官，罷免了又起用，又罷免，如是者三。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罷免了，還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請不到的，一些條件不合，他絕不來。柳下惠那時已是春秋時代，列國交通，有人勸他，你在魯國不能出頭，何不到別的國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樣不合時，還是會罷免。若我能改變，枉道事人，我在魯國也可以得意。可見柳下惠外和內直。所以孟子稱讚他，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來交換他的鯁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獨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現的，卻完全是一個和。

孟子說這三人都是聖人。伊尹建功立業，開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講。孟子又有一篇文章並不講伊尹，只講伯夷、柳下惠。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一個頑鈍人，沒有鋒芒，不知痛癢，聽到伯夷之風，也能有邊有角，有界線，到盡頭處就不過去。懦夫，軟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個人在一塊，兩個人反對你，你就沒勇氣。倘在一個大會場，全場兩三百人反對你，你就不能有堅強的立場。伯夷在當時，可稱是全世界都反對他。後來韓愈說，伯夷卻是千百世人都反對他。因從伯夷死了，到韓愈時，誰不說周文王周武王是聖人，然而伯夷要反對。誰不說商紂是一個壞皇帝，然而伯夷不贊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沒有反對周武王，韓愈也沒有反對周武王，然而孔子、韓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這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我此處用“特立獨行”四字，就是引據韓愈的《伯夷頌》。一個頑鈍無恥的懦夫，不能自立，一聽到伯夷之風，自己也會立住腳，也會站起來。一千年也好，兩千年也好，這種故事在三千年後講，雖然其人已沒，其風還可以感動人，使人能興起，所以說他是百世之師。有些氣量狹窄的鄙夫，一點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淺，是薄夫，一回頭把人便忘。魯國三次罰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還不願離去父母之邦。所以聞他之風，則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寬。孟子所謂頑、懦、薄、鄙，這四種人，時時有，處處有。孟子不講伯夷、柳下惠之知識學問地位事業等，他只是講那赤裸裸的兩個人。

孟子所舉的三聖人，三種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進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爲”。此兩種性格正相反。孟子又舉一種，非狂非狷，而是一個“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獨行之處。此三種性格，卻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們若把全世界人來分類，大概也可說只有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說：“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他們之偉大，偉大在做人徹底，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個性極分明。人的個性，千異萬變，但不外以上所說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種姿態，三種格局，做到徹底，孟子都稱之曰聖。有些人則不成型，有些處這樣，有些處那樣，一處也不到家，不徹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頑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爲外面條件所限，不能發現你個性。孟子和《中庸》都說盡性，要盡我們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這在我自己力量應該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個機器來做一件東西，也得要加進人力。若果我們要做一個第一等人，要做一聖人，怎樣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裏，只在我們自己內部，這是內在條件。但我們還得要進一步，不但要做一頂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圓滿周到之人。要處處中乎道，合乎理。等於射一枝箭，射到這靶上，可是沒有射到這紅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紅心不但要力量，還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這是我們做人的三大規範，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還有技巧。孔子無可無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謂至人。有時像伯夷，有時像柳下惠，有時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總是中到紅心。有力量若不見其力量，有規範若不見其規範。等於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聖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聖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聖人。但卻有偏缺不圓滿，不是一個大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