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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史地教育委員會二次會議參考材料第一號》,一九三八年八月總裁訓詞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動。我們只須真實認識,真實推動,更不必再多說話。
總裁訓詞裏說:“我們今後教育目的,要造就實實在在能承擔建設國家復興民族責任的人才。而此項人才,簡單說一句,先要造就他們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是一個萬分痛切的教訓。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想惟一的起碼條件,他應該誠心愛護中國。這不是空空洞洞的愛,他應該對中國國家民族傳統精神傳統文化有所認識瞭解。譬如兒子愛父母,必先對其父母認識瞭解。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務。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國史浩繁,從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況身當我們革命的大時代,在一切從新估價的呼聲之下,更覺國史傳統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進,卻愈需要舊的認識。過去和現在,絕不能判然劃分。因此在我們愈覺得國史難理的時候,卻愈感得國史待理之必要。
我常細聽和細讀近人的言論和文字,凡是主張有關改革現實的,幾乎無一不牽涉到歷史問題上去。這已充分證明了新的改進不能不有舊的認識。只可惜他們所牽涉到的歷史問題,又幾乎無一不陷於空洞淺薄乃至於見解荒謬。這是事實。我們這一時代,是極需要歷史知識的時代,而又不幸是極缺乏歷史知識的時代。
讓我略舉數例以資說明。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能說是君主專制。就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說,只有明太祖廢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兩代六百年,似乎跡近君主專制,但尚絕對說不上黑暗。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刑罰的判決,賦稅的徵收,依然都有傳統客觀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搖動。如此般的政體,豈可斷言其是君主專制?
只緣清末人,熟於西洋18世紀時代如法人孟德斯鳩輩的政論,他們以爲國體有君主、民主之分,政體有專制、立憲之別。中國有君主而無國會無憲法,便認是君主專制。不知中國政體,如尚書禮部之科舉與吏部之詮選,已奠定了政府組織的基礎,不必有國會而政權自有寄託。如有名的唐六典,大體爲宋代以來所依照,極精密極完整的政權分配,使全個政府的行政機關各有依循,便不必有憲法而政權自有限節。而況明代以前,宰相爲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王帝詔命,非經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權相權有時互爲軒昂,正如法國、美國總統制與內閣之互爲異同。
現在我們一口咬定,說兩千年來中國只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政體,我們非得徹底推翻,加以糾正。政治只是社會各項事業中較重要的一項。政治理論全部變了,則牽連而及於社會其他各項事業之理論,亦必隨而變。牽一髮動全局,因而搖動及於全部人生理論精神教育以至整個文化傳統。試問中國傳統政治及其背後的理論,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一刀兩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後種種卻從何產生?於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國制和美國製的爭論。而隨着上次歐洲大戰後的新變動,國內又產生蘇維埃共產政治與德、意獨裁政治的鼓吹與活動。試問一個國家的政治理論及其趨向,是何等有關於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異邦外國人的身旁,這是如何一件可詫異而可驚駭的事。
只有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努力要把中國將來的新政治和以往歷史的舊傳統,連根接脈,視成一體。可惜他的見解,尚不爲一般國人所瞭解。一般國人只還是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只是專制黑暗。他們像是根據歷史,但他們並不真知歷史。不知乃不愛,但求一變以爲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