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溝通與決裂 (第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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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農村的情況也朝着同樣的方向發展。高等貴族將亨利八世分給他們的大片領地轉讓出去。國王贊成這樣賣地，因爲可以增加擁有教會田產的人數；大臣們樂意這樣賣地，因爲可以換來大量金錢供他們揮霍。隨後，伊麗莎白爲了避免向議員索取費用，就把許多皇家土地賣了。購買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莊的鄉紳居多，還有自己種地的地主和做買賣的市民。他們通過勤勞和節儉獲得並積累錢財，以買進國王和貴族的土地。這時候農業很發達，州府和市鎮居住着許多富裕、活躍、獨立的居民，他們快速累積了大量財富，以至於到1628年召開議會的時候，衆議院的財富比貴族議院多了兩倍。</b>

<b>這樣一來，平民開始再度對苛政感到不安。他們的財產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國王長期享受着某種權利，從未遇到障礙，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感到這種權利濫用帶來的危害。於是有人質問，英吉利國王一向就具有這種權利嗎？他應該有這種權利嗎？人民逐漸記起他們以前的種種自由，那個頒佈《大憲章》的舊時代。宮廷說起舊時代總是帶着藐視，說舊時代是粗鄙與野蠻的。人民卻不這麼認爲，說到舊時代時會露出尊重與留戀，說舊時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時代。他們曾經的自由已逐漸遠去，但並非完全消失。議會還沒有停止。亨利八世、瑪麗和伊麗莎白在位時，陪審員們表現得很聽話，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審制度保存了下來。市鎮享受着某種特許的權利，地方自治機關還保持着它們的選舉權。總之，人民現在缺乏的並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這個制度落實的力量和決心。因此，革命一起，權利就回到他們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種物質力量，但要徹底改變人們的精神，便需要進行一次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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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宗教改革，是從英格蘭一個專制君主的暴政中開始的。改革誕生之初，就不分敵我地對自己的黨徒和仇敵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隻手將天主教徒推向斷頭臺，另一隻手又將柴草點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燒死，因爲他們不贊成自己對新教會的統治。</b>

<b>因此，從一開始就存在兩個宗教改革&mdash;&mdash;國王的改革與人民的改革。國王的改革搖擺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於信仰，這種改革最終保留了天主教教義中一切可以保留的東西。而人民的改革卻不然，它是自發的、熱烈的，藐視塵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帶來的全部後果&mdash;&mdash;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場真正關乎道德的革命，是從信仰出發的改革。</b>

<b>這兩種宗教改革，當瑪麗在位時，因共同的苦難進行了一個時期的短暫聯合；到伊麗莎白登基後，又在共同的歡樂中聯合了一個時期。但最後終於分裂，繼而相互仇視。他們爭論的焦點便是政治。英國國教一旦與天主教會分離，就會喪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權利，只能享有國君賦予的權利。這麼一來，它就不得不承認政治專制體制的準則，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時還要爲政治專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於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當他們攻擊宗教上的對手時，發現自己不得不同時攻擊國君；要完成教會改革，就必須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國國王繼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國國教士則繼承了天主教士的事業，但他們只能用國王的名義行事。</b>

<b>新教徒處在需要對宗教和國家體制同時進行改革的時期，肩負着反對國教和反對國王的雙重任務，因此他們在開始時有點迷茫。在他們眼中，教皇制及其類似的事物，都是骯髒且非法的，但皇權制還不致如此。發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麗莎白。即使最大膽的清教徒，也因爲受惠於這個政權，而不敢貿然限制君權。如果有人膽敢向神聖的君權前進一步，驚詫的國人儘管會在內心感謝他們，卻不會跟隨他們的步伐。</b>

<b>但是必須有所行動，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爲政府阻礙了宗教改革的進展。人們的內心逐漸變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給了理想勇氣。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權利，人民開始自問：他們爲什麼不能享受這些權利？是誰奪走了這些權利？有什麼方法可以恢復被奪走的權利？不久前，市民們一聽到伊麗莎白的名字就會低頭表示恐懼、敬畏；現在，他們爲了保衛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嚴厲詰問主教和女王：他們是從哪裏得來的權利？這種政治和宗教上的質疑與反抗情緒散播到了民間，因爲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們所推動的。宮廷與下級貴族，對亨利八世及其繼位者們的維新感到滿意，所以不太關心宗教信仰。英國平民與這些利益關聯很少，卻總因當權者的暴行遭受苦難，於是他們對君主的態度與思想逐漸改變。長此以往，他們的怯懦減少了，雄心增長了。市民們的眼界、地主們的眼界，甚至廣大農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們大膽探尋天賦權利的祕密，在《聖經》裏解讀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尋君權的起源。最終，整個英格蘭都在談論追尋君權的性質以及一切權利的性質，這些權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認定這種掠奪他人的權利是合法的，以及這合法性是從何而來的。這種出於實際需求而非興趣的探尋開始時是戰戰兢兢的。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的談論都是祕密進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這些談論給了他們更大的自由和勇氣，這是前所未有的。伊麗莎白雖然受到人民的愛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覺到這種日益增長的傾向的影響，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時候，情況變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輕視，卻要求大家把他當作一個專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無意義的虛榮，卻促使人們更加大膽。對於這些情況，他雖然惱怒卻無力抑壓。羣衆的思想覺悟越來越提高，越來越自由&mdash;&mdash;因爲沒有任何制約了。君主變成人們嘲笑的對象，他的寵臣們更是成爲衆矢之的。在寶座上的人，在宮廷裏的人，儘管驕縱無禮，卻既無權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們行爲無恥、政風腐敗，激發了有思想的人們的深刻憎厭，使這些位高權重的人遭到廣大平民的唾罵。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聲稱擁有和貴族平起平坐、對他們冷靜衡量的權利了。反對者不久就顯露出和當權貴族一樣的驕傲，而且比他們更加自信。此時居於反對地位的並不是大貴族，也不是貴族院，而是下議院。他們決心在國家爭取過去未曾佔有過的地位，在政府施展從未有過的影響。他們漠視國王虛張聲勢的威嚇，儘管態度傲慢，但在言辭方面還不算失禮，卻表示一切已完全改變。他們在思想上自視甚高，決心採取權威的行動。這種思想革命的祕密影響已經廣爲散播，以致在1621年間，詹姆士在等待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來覲見他時（他們是來向他提出嚴厲抗議的），吩咐道：&ldquo;你們擺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國王呢。&rdquo;如果他能夠預見到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也許他的諷刺中會少一點痛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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