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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這次的展覽爲例，雖然其與本市的歷史、本地的語境和周邊社區的關係密切，但在整個策劃的過程中，策展人沒有必須要把這一點呈現或者拿出來討論。完全可以把這次的展覽視作是一次交流的機會，在一個地方與來自全球各地的策展人、藝術家以及觀衆交流的機會。
畢竟，來自歐洲的藝術家和亞洲的藝術家之間相互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還是非常少的。
同樣是策展，策劃國際性的展覽和策劃國內的展覽也是不盡相同。策展人的思考維度不應該僅僅來自其國際，就像簡嵐作爲一箇中國的策展人，但是她並不能代表中國。策展人應該在展覽裏展示的是他（她）所要討論的問題，以及本身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
過去30多年間幾乎每個中國藝術行業人士都同時受益又受制於中國這個特殊的身份和語境。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快速發展剛好吻合從上世紀印年代末歐洲開始對其他國家的關注，僅僅“中國”的身份就足以成爲一個有價值的標籤，許多藝術家和策展人得到在歐美髮達國家呈現中國專題的機會，這使得藝術實踐者前所未有地依賴民族性。
但當這些都被認爲是當代民族文化的代表和羣體情景樣本呈現的狀態時，既給他們帶來重要的實踐平臺，也使得一些個體實踐者的特殊性無法突顯出來。當文化的多樣性被簡單的符號所代替，這本身就蘊涵着深刻的矛盾，它遮蔽了藝術思考的複雜性和深刻性，對普通觀衆和行業內人士也具有誤導性。
有一部分的藝術從業者會將民族性作爲一種工作的慣性。這其實是自身文化主體性的缺失，他們不從自身出發思考和研究問題，使其僅僅成爲文化符號的載體。當這種文化符號不再流行，或所依賴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出現問題，就會帶來強烈的自我否定。
在這種困擾中，創作者們就更加強化了歐美文化機制和對市場的依賴感和想象，把本土性和國際性對立起來，把挫敗感歸結爲國際藝術世界對中國的排斥，甚至產生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這種思維放棄了個體的可能性和責任感，也將自身排除在一種全球化的關聯性之外。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讓思考和創作成爲一個內在化的狀態，而不是由外在機制開啓的過程，創作應該是自我實踐的要求，而不是依賴於外界邀請來展開的。
藝術實踐和思考永遠是個體的，不應該是羣體性的。羣體性只能在短時間內奏效，而無法建立持久的內在化工作機制，也往往削弱和遮蔽個體實踐的面貌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