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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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居正看來，像老同學汪伯昆那樣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說話水平像是經過專門培訓的清流言官，不過是官場上好議論、好爭鬥的無聊文人，辦事不足，敗事有餘。張居正是一個官場實用主義者，他用人只看中兩點，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會做事之人。他寧用穩重之人，也不要那些過於極端的所謂人才。因此，張居正當朝十年，對於那些開書院，以及借書院講學之名，而有事沒事言議論朝政的所謂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經有過封殺書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舉動。清談誤國，說的比唱的都要好聽，還要我們這些實幹家做什麼？

張居正最爲世人所詬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這樣連肉都捨不得喫的大清官。《明史》稱：“居正憚瑞峭直。”就是說張居正這樣的高層領導也害怕下屬裏面有海瑞這樣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他認爲像海瑞這樣敢抬着棺材與嘉靖皇帝理論之人，還有什麼事情是他不敢做的。連皇帝老兒都敢不給面子，就別說大臣們了。

在張居正看來，海瑞這種清官做事太極端了。要知道極端是爲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當個稱職合格的好官，對於張居正來說，好官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上讓朝廷放心，下讓蒼生有福。而海瑞這種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則，也有自己的侷限，那就是沒器量；雖然有操守，但同時又缺乏處事的靈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有政德而並無政績的官員。在這一點上，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的張居正看得比誰都清楚。

那麼海瑞的執政能力是不是就像張居正所認爲的那樣呢？嘉靖皇帝死後，海瑞被張居正的老師徐階所起用。於是海瑞就來到了江南，做了應天府的巡撫，管理南京周圍幾個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門心思治理了幾年，當地的賦稅反而減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內的大戶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讓同僚無法忍受的地步，平時放着八抬大轎不坐，偏要騎個破毛驢去上班。省長都不坐公車，其他官員誰還敢坐轎子？這可害苦了其他官員。

應天府那些當差的“屬吏憚其威，墨者自免去”。這就是說，海瑞清官的權威是樹立起來了，可沒有人願意再替他幹活兒了。他不像是一個官員，更像是一個精神鬥士。他似乎天生就與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窮人和富人之間打官司，不管是誰的錯，海瑞肯定會判富人輸。這樣一位高舉着“道德理想化”旗幟的清流人物，在一個地方爲官一任，到底是誤事還是成事呢？

無論在哪個時代爲官都要講究方式方法，用現在的話說，既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還要講和諧安定。如果在一個爲政一方，弄得地方雞飛狗跳，不能兼顧到各方利益平衡，雖說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無法融入正式權力系統的另類官員。畢竟當官不同於做學問，不是一個人就可以擺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場之路成了一場性格悲劇，最後只落得辭官回家的結局。離別之時，他語出驚人“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一個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員，居然會說出這樣不得體的話，也的確夠雷人的。一句話等於把天下的官員都得罪遍了。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清流派並不是一個黨派。誰是清流黨，誰不是清流黨，並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他們是由一種不定型的半私人關係維繫着的官僚羣體，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呈鬆散狀態。

光緒年間，曾經做過戶部司官的李慈銘在他所寫的日記裏對其在京工作和生活進行了記錄和分析。在這部日記裏，其中寫到了清官李用清的事蹟。

光緒十三年（1887年）李慈銘在官場上的年總收入爲兩千零六十一兩銀子，其他年份也基本上保持在兩千兩左右。年總收入=官俸+灰色收入。在這裏，李慈銘的年總收入超過了他本人官俸的十五倍還要多。參照當時的物價，相當於今天的二十多萬元人民幣。一百多年前，一個國家公務員能夠有二十萬元的年收入，早就過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李慈銘在日記裏一邊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卻又在大肆哭窮：物價飛漲，商販黑心，孩子的奶粉錢不夠花。

李慈銘筆鋒隨之一轉，提到了一個叫李用清的官場同僚。李慈銘在文字中盡顯挖苦之能事，將自己的這位同僚李用清狠狠地醜化了一通。李慈銘是浙江紹興人，紹興乃是文風鼎盛、經濟繁榮的地區。而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身上有着山西人固有的勤儉樸素本色。李慈銘在自己的日記裏拿李用清開涮，帶有明顯的“地域歧視”。文字如下：“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爲農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這句話擺明了就是嘲諷李用清，一個鄉下人，哪裏見過什麼大世面、享受過人間有如此醇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