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朱元璋的“旁入公門” (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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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六等人押送顧英到京後，朱元璋立即將顧英打進大牢。朱元璋不僅沒有處罰陳壽六等以下犯上的罪過，還當面賞賜陳壽六鈔30錠（相當於今天的幾千塊錢），其他三人衣服各兩件，並免除了他們的雜役。在陳壽六等人離京後，朱元璋又專門發佈諭令警告地方官吏：膽敢對類似於陳壽六者打擊報復者，一律處死並株連九族。朱元璋在諭旨裏，將陳壽六這種大無畏精神大加褒揚，號召全國的農民兄弟都要學習這種敢與官場惡勢力作鬥爭的精神。

在表彰文件裏，朱元璋說：如果有人敢羅織罪名，搬弄是非，擾害陳壽六，我就將他族誅！當然，如果陳壽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頭而橫行不法，爲非鄉里，也同樣罪不容赦；但是，陳壽六若有過失，地方官員無權作出決斷，必須將他召到京城，由我親自審理。

皇帝開了金口，陳壽六似的農民，就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成了歸朱元璋直接領導的御用農民。這種風氣一開，洪武十八、九年（1385—1386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條驛道上，時時處處都能看見這樣一幅景象：鄉民們三五成羣，或者百十爲伍，帶着乾糧，押着幾個手腳綁得結結實實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駕着破驢車匆匆趕路。遇到關口有官員盤查，他們就會從懷裏掏出幾本金黃色封皮的小冊子。平日裏不可一世的官員們見到這些小冊子，立刻會收起平日裏的威風，畢恭畢敬，恭請這些“大爺”們趕快過關。

當然這些官員不是畏懼於這些手無寸權的鄉民，而是對陳壽六手中握着的《大誥》的畏懼，準確地說是百姓對於皇權的畏懼。

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佈的《大誥》裏，有這樣一條新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吏員，賦閒的吏員，以及城市、鄉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頑民，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里，允許當地的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邀截，則梟首示衆！各處關津、渡口，也不得阻擋。”

在此之前，泱泱大國上千年的歷史裏，給百姓們捉拿污吏權力的政策還從來都沒有過。朱元璋的這一規定，可謂是石破天驚。就連朱皇帝也發自由衷地感嘆：“其陳壽六豈不偉哉。”—這陳壽六難道不是很了不起嗎！

表面上看鄉民在這裏遵守的是朱元璋頒發的正式章程，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因爲朱元璋在這裏走的是灰章程的路線。皇帝的灰色章程因爲披了虎皮，就成了人人敬畏的正式章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的生存法則，很多時候就是官僚與皇權的博弈。這種博弈近似於武俠小說裏的雙手互搏，官僚需要積極發展灰章程來維持自己的實際權力份額，君王也常常藉助灰章程系統來限制官僚集團的權力擴張。在這種情況下，誰能將第三方—民心人意拉攏到自己的權力範疇，誰就有可能笑到最後。

在古代中國，國家通過法制和慣例爲老百姓提供了“鳴冤叫屈”、“哭訴”、“陳情”、“請願”等一系列途徑或方式，以滿足他們在受到損害時的救濟需求，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防止官吏豪強過分危害他們。但是在各種權益救濟途徑中，最爲極端和特殊而使用極爲困難而稀少者，大約就是像陳壽六這樣跑到首都向皇帝控告，這就是後世所謂的“告御狀”。

陳壽六之所以能被朱元璋作爲典型來宣揚，是因爲事件本身的不可複製性。爲什麼說這個事件具有不可複製性，其理由有三點。

第一點：有“越級上訪”的嫌疑。在歷代都把“告御狀”規定爲權益救濟的最後途徑，一般禁止未經過地方到中央各級衙門處理的案件“告御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