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跑偏的“三駕馬車” (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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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與方孝孺等大臣在以仁義禮樂治國的理念上的是高度一致的，正是這種和諧一致，建文君臣才營造出有別於洪武年間“鐵血政治”的良好政治生態環境。在方孝孺的大力倡導之下，建文帝重新設定官制：升六部尚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在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朱元璋在廢除宰相制以後，將分掌天下各項政務的六部尚書的品秩定爲正二品。相比那些動不動在朝堂上就被打屁股的文官，帝國武官的地位顯然要高於文官，比如中央的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正一品。
在方孝孺的建議之下，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下詔更定大明官制，大致內容如下：將六部尚書由原來的正二品升爲正一品，增設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將地方文臣中的布政使由正三品升爲正二品；將都察院改名爲御史府，其長官都御史改名爲御史大夫；將都察院下屬的十二監察道改名爲左、右兩院，左院叫拾遺，右院叫補闕；將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稱爲通政卿；將大理寺改名爲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稱大理卿；光祿寺卿改稱爲光祿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設立承旨，將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改名爲文學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設資德院；增設文翰、文史兩館；將殿閣大學士一併改名爲殿閣學士，內各設學士兩人；將明皇宮的謹身殿改名爲正心殿，增設正心殿學士一人；增設親王賓輔，提高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少卿丞和國子監丞等官的品秩等。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簡機構的措施有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撤銷的機構大多與收稅有關，建文帝在位的四年僅增設了一個河泊所。大量地方機構尤其是稅務部門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員的淘汰，減輕了廣大人民的負擔。
這種文官制度的修訂，是建文帝加強文官之治的開始。他嘗試着把權力重新交還給六部尚書，這顯然是對於朱元璋專制制度的一種矯正。
建文帝擴大了國子監和翰林院的職責和人員編制。這樣就傳遞出一個信號：皇帝正在從教育和訓練太子及年幼皇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他希望以修齊治平理論來重新構建一個嶄新的帝國。他還在君臣之間的禮儀上做出了規定：親王對自己的老師要以禮相待，談話的時候，老師不必稱臣，可以只稱姓名。建文帝這麼做就一個目的，那就是尊崇儒家文化，以仁義治國。
據《明史》記載，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後一年的時間裏，刑部上報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時減少了十分之三，大量的冤假錯案得以複審平反。寬刑疏法的政策對緩和社會矛盾和穩定大明帝國的統治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自從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斷地下詔強化自己的統治。帝國出臺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法先王”和“託古改制”的儒家之風。建文君臣對於這種“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到了幾乎入迷或者說是走火入魔的一種地步。
建文新政中“更定官職”、精簡地方行政機構等不少舉措的實施，“侵犯”了大明帝國官場上許多官僚及其關係人脈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內在的不穩。削藩又與新政同時開展，一下子激化了中央與地方藩王之間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陷於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權統治的關鍵時刻，朱允炆這個書生皇帝還在氣定神閒地“日與方孝孺輩論周官法度”。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