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朱棣的政治新花樣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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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登基爲帝，成爲大明王朝的第三任皇帝。由於其皇位是從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來的，登上皇位的他亟需得到天下人的認可，獲得執政的安全感。正因爲如此，在他的治國方略中，許多都是出於保證自己的安全需要。即位不久，他就“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與機務”，但這時候還沒有打破六大部門分權制衡的權力分配體制。因此，內閣的參政議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權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潛在危機，卻並未從根本上打破舊有的權力格局。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六部長官和內閣成員共同幫助皇帝處理政務，只是朱棣在遵從祖制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種權變。

朱元璋時期，自胡惟庸後“罷丞相不設”，一切由皇帝最後裁定，還將此立爲祖訓。如此一來，大明的皇帝不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親的行政首腦。然而天下那麼多事情，不是皇帝一個人能照顧周全的，於是朱元璋設立了“四輔官”，“侍左右，備顧問”。這些人官位很低，沒有實權，不能對皇權造成威脅。

朱棣當了皇帝，開始嘗試性地讓大學士們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他們的官階只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可以說是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這些人依然是權力系統中的紅人，因爲他們全部是圍着皇帝轉的人，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內，尤其是可以參與國家政務，不是宰相卻類似宰相。

爲了避開“宰相”這個已經變得不祥的字眼兒，加上其名稱爲“入值文淵閣”，又在內廷辦事，所以人們含混地稱之爲“內閣”。內閣制的雛形由此形成，中國官制史也由此進入內閣時代。

我們知道，一種政治體制的好壞，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面取決於這種體制本身是否嚴密完善，另一方面取決於那些高層權力擁有者的見識、謀略、態度和活動。二者同樣重要，甚至很多時候，前者還要受制於後者。體制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過政治高層的具體行動或臨時政策來設法彌補，體制缺陷帶來的不良影響可以通過具體運作中的努力將其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範圍內。

開始參政議政的大學士事權不明，與部臣、宦官之間也從未發生類似後世那樣的嚴重權力衝突。永樂皇帝只讓大學士做自己吩咐的事情，嚴令大學士和六部發生其他關係，以此防止權責不清引發衝突。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他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沒有學過哲學，不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