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黨們：最後的救贖，或者死亡之舞 (第6/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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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這兩大陣營劃分，東林黨人應該屬於君子行列，而所謂的閹黨則是小人羣體。

天啓四年（1624年）春，內閣大學士魏廣微第一個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勢力已成，就想盡辦法以同鄉兼同姓的身份交結魏忠賢。能夠得到外廷文官的權力呼應，魏忠賢受寵若驚，對魏廣微也相當感激尊重。兩人的關係火速升溫。魏廣微上書給魏忠賢，封面上都寫“內閣家報”，公私合璧，可謂一大發明。

這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於貪污受賄被革職查辦，將被懲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過熟人的引見，趁夜告訪魏宅，痛哭叩頭，一面申訴自己受了東林黨人的排擠，一面要求做魏忠賢的養子。兩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復職，以後又迅速上升爲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

在極短的時間裏，帝國的一些文臣大員就以這種方式紛紛聚攏到魏忠賢的身邊，而且形成了滾雪球效應，越聚越多。明中葉以前，雖然也有宦官當道之時，可是士大夫們不屑與宦官爲伍；到了晚明時期，士大夫們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害，就不再顧及廉恥與顏面。當時的內閣首席大學士顧秉謙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說：“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拐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兒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手法更爲高明，他因有一個女僕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小農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基礎主要來自於血親關係，只有自己的家人親戚纔是最親近、最可靠的。農民出身的魏忠賢在組建自己的權力集團時，本能地就模擬了血親關係。在魏忠賢的權力集團中，擔當主要角色的基本上都是他的乾兒義孫。在他的權力庇護下，許多人獲得了火箭式的提升。在提拔重用“自己人”這件事上，魏忠賢毫不含糊。

閹黨的“十孩兒”“四十孫”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兩榜進士，他們之所以做魏忠賢的孝子賢孫，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爲自己的政治前途加上一個保險。這些人都不是糊塗蛋，都是一些飽讀詩書的文人。前代依附太監者，無不身敗名裂，這一點他們應該十分清楚。然而，在巨大的現實利益面前，他們已經顧不上身後名了。他們就像是一羣末世賭徒，將自己前世今生的賭注都押在了魏忠賢這個太監身上，一旦擁有了權力，就急不可待地貪污納賄、賣官鬻爵，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裏爲自己賺足利息。至於國勢如何衰微、朝局如何動盪，這些好像都與他們沒有多大的關係。這個龐大帝國在魏忠賢集團的非常態領導下，走得一步三晃、踉踉蹌蹌，顯露出行將就木的衰敗態勢。

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黨爭的雙方各自代表了某一階層的利益。東林黨的根據地是江南地區，是一個以江南勢力爲主的政治集團，雖然成員大多是江南地區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但絕不是清一色的江南人士。而閹黨在一定程度上則代表着北方貴族大地主集團的利益。

汪文言是安徽歙縣人。皖南人大多腦子活泛。他不是科舉出身，曾經當過獄吏。他雖然不是體制內的人，可是他通曉帝國權力運轉的奧妙所在。他被地方大員選派到京城當駐京官員，主要任務是結交權貴，打探消息。

進入京城後，他結識了當時的大太監王安，併成爲王安與內閣官員溝通的聯絡員。由於能力突出，他受到了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器重，被提拔爲內閣中書。在與帝國核心層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及趙南星等東林官員都有來往。

像汪文言這樣一個從社會底層掙扎出來的能人，他適應社會的能力要遠遠超過那些科舉出身、循規蹈矩的儒生。他很快就在京城站住了腳，結交了趙南星、楊漣等東林黨人，成爲他們的參謀，最後在東林黨人的幫助下，做了內閣中書，也就是內閣的祕書，能接觸到核心機密。可是，像汪文言這樣的社會能人也有自己的致命弱點，那就是將現實利益看得過重，性情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