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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關於中國，伊藤比黑田有更多的情報，分析也較爲中肯。
清政府於1885年購進“鎮遠號”“定遠號”“濟遠號”三艦，1887年購進“致遠號”“靖遠號”“經遠號”“來遠號”四艦。中法和約簽訂在1885年6月，購進軍艦，正當伊藤所說的覺醒期。1888年成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任司令。中日甲午戰爭是在1894年打響。這期間，日本忙於擴充軍備，而中國自買進英、德四艦以後，直到戰爭爆發的七年裏，竟再未購入一艘軍艦。
中國也有擴充艦隊的預算，但這筆錢被西太后挪用去修造頤和園了。當然，准許挪用軍事預算的大臣也有責任，不過，這畢竟只能說還處在昏睡狀態。
在東京，日本首腦向袁世凱提出十二條要求，主要是：尊重朝鮮的自主權，不要給西洋諸國以可乘之機，朝鮮諸事統由中、日兩國通力解決等。
前面已經多次提過，中國雖有宗主國的名義，但到19世紀中葉朝鮮開放爲止，中國從不干涉朝鮮內政，朝鮮充分自主地行使主權。
清初，朝鮮在冬至、元旦及萬壽聖節（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稱爲冬至使、年貢使、迎歷使。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合併爲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慶弔諸事，朝鮮隨時派出使臣。朝鮮王室即位時，要接受清廷冊封，有弔唁事則向北京派出告訃使，這些關係只是一種“交往”，政治色彩極其淡薄。
1832年6月，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亞瑪斯特號”到達朝鮮，要求貿易。朝鮮政府以“朝鮮國服事大清國，只遵從大清國意，除大清國外，不準同外國人交易”爲由，予以拒絕。一有麻煩事，便以從屬中國爲藉口，抵擋過去。
形式上的宗主權轉向實質性權力，是朝鮮同外國的接觸日趨頻繁之後，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維新，應當說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從上海買進英國棉布，運到朝鮮銷售，這絕不是日本人個人的活力，而應視爲民族的活力。
中國商人因此而受到刺激。他們想：日本商人販運棉布的路線是上海—長崎—仁川，與其如此，不如從上海直接運往仁川，這樣成本更低。中國商人打入朝鮮，必須與日本商人競爭，於是中國同日本之間圍繞在朝鮮的霸權問題，展開了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