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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暴動，在朝鮮被稱作“民亂”。
村民遇到差役蠻不講理時，便一起湧向郡廳去告狀。這時需要有呈狀。上面第一個簽名的人叫“狀頭”。這樣的民亂，大都在郡裏處理解決，幾乎沒有橫向聯繫。因爲是直接告狀，提出來的都是些具體事項，一般只限於當地的問題。就是說，是地面上生出來的菜，觸及不到根上。
這裏用了“蠻不講理”一詞，按說並不嚴重。在當時的朝鮮，官吏搞些歪門邪道，以肥私囊，常被視爲理所當然的事。完全沒有貪污瀆職行爲的官吏，怕是難以找到。如果僅是一般的勒索，只當是應該如此，人們也就容忍不究了。至於說到蠻不講理，那就是達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朝鮮八道中，西南部的全羅道土地肥沃，素有穀倉之稱。李朝政府任用官員，是門閥主義，所以，權貴出身的人就能當這裏的長官。肥沃地方的長官比其他地方收入多得多。所謂收入，當然不是指從政府領來的薪金，而是從當地勒索的錢財。不論手腕多麼高明，沒有油水的地方是榨不出油水來的。因此，在全羅道，多次爆發民亂或接近爆發狀態。
全羅道的長官——觀察使，名叫李耕植。直接敲詐人民的，是比他再低些的下級官吏，比如道下面的郡守等。他們多是豪門出身，依仗權勢，肆無忌憚地敲詐勒索。即使發生民亂，只要同漢城宮廷有較爲密切的聯繫，就不怕獲罪丟官。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勒索，庶民階層怎能受得了。雖然在全羅道接連不斷地發生民亂，但都是孤立的，缺乏橫向聯繫。1893年末，全羅道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相繼發生起義。
古阜郡的民亂，是集中了很多矛盾才發生的。
首先，再次徵收“量餘不足米”，激怒了農民。農民用收穫的米穀支付租稅。官員徵稅時，兵卒排列兩旁，巧立“鼠縮”“幹縮”等名目，比規定多收米穀。所謂“鼠縮”，是指徵收後被老鼠損耗；所謂“幹縮”，是指乾燥後重量損耗。把這些損耗估算徵收，每石要多徵四至五斗，即使算上鼠害和乾燥的損耗，也絕對不至於四五成之多，顯然這是官吏們從中揩油勒索。運出時當地差役要剋扣，運輸中押運兵丁要揩油，入庫時庫吏也要抽頭。他們用削尖了的竹筒插進米袋裏，簡便地撈取外快。這些小來小去的勒索還是下級差役們乾的，至於上層官員，那就要幹大一點兒的了。他們成袋成袋地拿走，因此，入到官庫裏的米穀大量缺數。儘管已經多徵收了四五成，仍然要比規定的數量短缺，這就叫“量餘不足米”。
古阜郡守趙秉甲向農民徵收這批“量餘不足米”，實在太不像話了。農民們已經繳納了官吏們侵吞的米，這一回又要交納官吏們侵吞過頭的米，不論多麼溫順的農民，對此也要怒不可遏。
其次，是水利稅。古阜郡北部修建了一條灌溉水渠，全是徵集民夫修建的。竣工之後，趙秉甲卻決定向農民徵收使用稅。爲修渠流過汗水的農民們忍無可忍了。
柴草稅也激怒了農民們。官員說：不能收穫糧食的荒地，總能收割一些作爲燃料用的枯草，要課徵柴草稅。此外，還有一些蠻不講理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