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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官吏違法。若是一般的貪污違法，倒也能容忍，這卻是“異常的違法”，豈能就此罷休。
益山郡居民推舉吳知泳爲狀頭，告到郡廳，要求取消吏逋再徵的命令。郡守金澤洙拒絕了。憤怒的民衆聲言要襲擊郡廳，吳知泳勸告他們說：“向道衙門投遞狀子吧。在郡廳逼迫郡守撤回命令是辦不到的，我們在道衙門裏爭個勝負吧。道衙門也不行的話，我同各位一起造反。”
於是，選出幾百名青年前往全羅道。
全羅道觀察使金文鉉起初使用了高壓手段，後來從吳知泳口中漸漸瞭解了吏逋再徵是超出常情的違法勾當，於是，他下令撤回徵收吏逋的命令，並免除了益山郡守金澤洙的官職。從表面看來，好像益山郡的老百姓勝訴了，可是後來又出現反覆，狀頭被逮捕，受了酷刑。
吳知泳能言善辯，但怎麼也說服不了觀察使，到底沒能取得最後勝利。總像以前那樣翻來覆去，到任何時候都一樣，溫順的老百姓似乎到了咬牙下決心的時候了。
“造反，此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這並不是過激派的煽動，而是人們從自身體驗中得出的結論。官府逼得人民沒法兒生存下去了。人們想豁出去了，反正死了也搭不上什麼。
上述幾起民亂，絕不是東學信徒直接引起的，只不過告狀時選出來的狀頭大多是東學的信徒而已。他們去告狀，並不是以東學黨人的身份去的，而是民衆的代表。
當狀頭，隨時都會被抓起來，受杖刑，投進牢獄，是任何人都不願承當的角色。而且，一般人也承當不了，必須是有膽有識、素孚衆望的人。在這種標準之下推選出來的人多數是東學信徒，並非偶然。如前所述，東學的信徒受到的折磨比一般人多，然而他們並不因此而拋棄東學的教導，可見，都是些信念堅定的人。爲了別人，甘冒風險，這不但需要有義氣，同時也需要有強烈的信仰觀念。
東學信徒不僅信仰堅定，而且具有很強的政治意識。他們被人們推舉出來，就絕對負責地幹下去。不久，他們把民亂從橫的方向聯結起來，予以領導。於是，不知不覺，普通的民亂被稱爲“東學黨之亂”了。
民亂之所以往往以郡爲單位，十分散漫，是因爲憤怨的具體問題各地不一樣。上面舉出的古阜、全州、益山三郡，儘管各有不同原因、不同現象，但根源是相同的，只是一直沒有人深挖罷了。東學黨人以其誠摯的稟性，終於把共同根源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