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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是古文經學集大成者。鄭玄遍注古文經，但他並不墨守成規，能夠擇善而從，兼採今文經學的某些說法，形成了自己的學派，號爲“鄭學”，成爲魏晉以後經學的主流。鄭學興起以後，今文經學已退居次要地位，古文經佔了上風。
自鄭玄所注諸經行世，此前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和古文經，不再爲人們所遵信，並逐漸被摒棄、淘汰。於是，鄭注古文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的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遂廢止；鄭注《古文尚書》流行，而今文的大夏侯、小夏侯和歐陽三家《尚書》便散失；鄭箋《毛詩故訓傳》流行，今文的齊、魯、韓三家《詩》即不顯；鄭注《三禮》流行，大、小戴和慶氏《禮》遂不行；鄭注《論語》流行，魯、古《論語》終散佚。一時之間，鄭玄的經說壓倒了其他各家經說。由於經生皆從鄭氏，經學幾乎成了鄭玄的一統天下，“鄭學”也幾乎成了經學的代名詞，正所謂“經學至鄭君一變”。
早期儒學講仁義，比理學的忠孝要合理、人道一些。但是儒學的邏輯有問題。在白馬會議上，對於湯武的爭論說明儒學存在內部的寥誤。所以早期的儒學其實是一箇中庸的、模糊的實踐處世方式，子有許多地方不語，並非嚴密的哲學。但其理論並不可行，皇帝只是利用之，外儒內法，或者外儒內黃（老）。王莽的失敗標誌着早期儒學的破產。
中國封建歷史從戰國時代到後來的秦併吞天下合一，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爲正統治國思想，雖然到了後來的西漢，漢武帝劉徹以董仲舒爲首的提倡：“罷黜百家，獨遵儒術”思想，一直到了後來的中華民國，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直至現在，我們都有流淌着儒家思想的，可見儒家思想對中國影響之大，之深遠。但是，話說回來，中國古代封建歷朝歷代，大都是“外儒內黃”，也就是說是以“黃道”（黃是道家的鼻祖人物）來治國治民的！可見道家思想的重要性，其生命力絕對不遜色於儒家思想！
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代表人物如馬日磾、蔡邕、許相許劭許靖、盧植等人都研習黃老，他們博採兩家之長，認爲強國之路還是外儒內黃爲好，而不是獨尊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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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帶軍攻入秦國時，諸將都去搶金銀財寶，而蕭何則帶人去搶秦朝的檔案館，這樣蕭何就掌握了秦朝的人口、地理、法律等資料。建國後蕭何根據秦國的法律，以黃老無爲而治，清靜守法，約法省禁，順應民心的原則，對秦法進行了修改，制訂出了《九章律》，以後“蕭規曹隨”，西漢建國的法制基礎得以鞏固和完備。漢文帝、漢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國的榜樣，不敢把君主個人意志加於法律之上。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國的。《漢書》中記載②：一次，漢文帝馬隊經過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來。驚了漢文帝所乘馬。於是派人把這人抓了來，交給法官張釋之處理。那人解釋說，看見馬隊，躲到橋下，後來以爲馬隊走了，就出來。出來看見馬隊還在，就跑。張釋之依律，判此人罰款。漢文帝很生氣，這人驚了我的馬，還算馬溫和，換其它馬，不傷了我嗎？你怎麼只是罰款。張釋之說，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都必須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你要加重處罰，這樣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了。漢文帝思考後說，法官說得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