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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這些,還有一些國外考古發現和國內存在爭議的藝術作品。如上世紀初蒙古匈奴墓地的發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音烏拉山脈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隨葬品,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採金工程師偶然發現的,1924年對它進行了科學性發掘。……幸運的是發現了一隻中國漆杯,上有兩段銘文,因此得以確定六號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紀初左右。事實上,這是匈奴單于烏珠留的墓。……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備鞍的馬匹。馬勒、馬嚼和馬鞍類似於斯基泰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同類物件。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兩塊皮墊構成,不過少數馬鞍配有一個木框,前後裝有鞍頭,並且配備馬鐙。配有馬鐙的馬鞍象徵了一大進步。”29烏珠留單于死於東漢初年,如果能夠證實這真是烏珠留的墓,無疑是給漢代鞍鐙的存在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另外據稱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個貴霜(公元1~5世紀)銅壺,壺壁浮雕花紋上有兩個手持長矛的騎馬騎士,馬上均有繩索狀腳鐙。30而云南石寨山發現的處於西漢時期的古滇文化青銅戰爭場面貯貝器的頂部,也有一個騎無鞍馬者的鎏金塑像,其雙腳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繩圈中,起到馬鐙的作用(圖5),雖然其形制決定了只能用於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說明馬鐙的早期形態應近乎於此,而不是由上馬用具發展而來,同時也表明了高橋馬鞍的發明不一定早於馬鐙。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羣中,有一頭橫臥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線刻的鞍鐙,是歐亞大陸能見到的最早騎鐙,但其製成年代受到懷疑,原因是有人認爲其上騎鐙系後人所刻。而證據確鑿的反映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文藝作品一直都沒能找到。鞍鐙的實物不易保存是客觀現實,可爲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歷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後,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纔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製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後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鐙或有鞍無鐙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比如圖6中的持槊騎兵和圖7的披鎧騎士,皆無鞍鐙的痕跡,而使用長槊的作戰方式與加劇騎手不穩定性的重甲騎兵的產生,都是以鞍鐙的使用爲基礎的。再如在唐朝,馬鐙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昭陵六駿”身上的鐙具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圖8),但圖9中的騎馬隊伍卻都未裝備馬鐙,如果說是平民百姓缺乏財力倒還罷了(其實一副馬鐙也不見得是什麼很貴的東西),而這裏卻是堂堂王家的盛裝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會很短,否則規模如此浩大、擎着衆多旌旗就沒有意義了,那爲什麼所有的人還都讓雙腳空垂在那裏受累呢?這隻能說明繪製這幅畫的人無視馬鐙的存在,也許他是感覺不美觀,或是有其他什麼原因,但終歸是未將其畫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後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鐙的傾向,如圖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鐙。衆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橋馬鞍和原始馬鐙打敗了羅馬人的大盾、投槍和短劍。此種“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難說得通。這種東西方藝術創作中共有的“慣性”對鞍鐙進入藝術作品起到了相當大的阻礙和遲滯作用。
通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儘管至今爲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鐙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爲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爲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隨着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鐙最終會揭開它們朦朧的面紗。
⑴《百卷本中國全史_中國秦漢軍事史》史仲文胡曉林主編顏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國古代兵制》黃水華商務印書館出版
⑶《阿提拉的傳奇——匈奴人入侵歐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於《斯芬克斯——歷史的祕密》系列叢書[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編
⑷《歐洲歷史上的戰爭》[英]邁克爾_霍華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裏阿諾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