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子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自武帝以後，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⑻“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⑼“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⑽“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⑿“秋，蝗。遣浚稽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⒀“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餘級。”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⒂“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範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⒃在這些戰例中，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佔份額不斷增大，隨着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係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爲戰鬥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後助戰的地位，致於只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里乃至一兩千裏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鬥，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鐙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象。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戰鬥方式上看，早在楚漢戰爭時期，“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夠採用此種在敵陣之中衝突的戰鬥方式，說明騎者在馬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穩性，否則極易摔下。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製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爲困難，因爲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並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並儘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於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乾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於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溼，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⒇“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鬥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鬥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麼長達七天的輕鬆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爲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準確的，由於遊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鬥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麼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爲什麼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衝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25對於《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爲：“突騎，其言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26顏師古是唐人，其註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麼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呢？“光武北擊羣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衝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衝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隨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麼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爲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衝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纔有可能辦到。
儘管有這麼多的文獻證據證明漢代鞍鐙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實證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高橋馬鞍的文物是東漢末年作品，如雷臺漢墓出土的騎俑（圖2）和鞍馬彩繪木雕；而最早具備馬鐙的雕塑作品是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中的騎馬樂俑（圖3），因這批俑中有馬鐙者只是在馬身左側鞍下有一個三角型鐙具，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側則沒有，且騎者的腳也未踏於其中，所以被認爲是馬鐙的雛形，即用於上馬的器具；致於最早的實物雙馬鐙，則是遼寧北票十六時期北燕馮素弗墓的鎏金銅裹木質馬鐙（圖4）。但迄今爲止，對於西漢和東漢初年的高橋馬鞍及兩漢馬鐙，卻始終沒有發現其實物和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藝術作品。
未發現不等於沒有。既然通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爲什麼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鐙產生於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象一個以稼穡爲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鐙的榮譽更應該屬於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爲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製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鐙也只不過是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於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製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將供應不足的木材用於製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製造木質馬鐙，致於主要用於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製造馬鐙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鐙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鐙無大差別。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鐙，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後世馬鐙的祖先。那麼在此之前，必定經歷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態。因爲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繃帶”狀軟式馬鐙已具備了後世馬鐙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於上馬的單鐙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鐙具只不過是爲真正的馬鐙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鐙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後單鐙就被取代了。說到這裏，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製作的馬鐙（或者說只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後來使用木製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鐙，都是極易腐朽而難於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準確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爲什麼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鐙的原因。
![[星際]不想歸來的王者](http://www.mpzw.tw/images/dWpzNDU5OHNkZmQyNWVkZkI2ZJCAsOBu5dC54oNE_kDyhKHDgEG9vj2Hdatdmf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