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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巾起義後，漢王朝權威漸漸崩潰，州郡割據之勢於斯而興。自黃巾起義到隋唐重新統一，中國整整400年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戰亂史。魏晉南北朝許多制度與秦漢相較，只能用鉅變來形容。鉅變的許多萌芽在東漢末年，探究其中官職演變、尤其是軍職演變的過程，應能見微知着。
一、軍職制度第一次嚴密化、制度化
統轄軍隊的將軍在兩漢一般不常置，掌征伐背叛，非常尊貴，權臣常以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等重號將軍輔政。東漢中前期，度遼以及其它雜號將軍皆秩二千石，與郡太守地位相等[1]，除度遼外，其它雜號將軍一般事罷即撤。將軍既貴重，後來許多文職官僚也常常加重號將軍，不統轄軍隊，只是作爲殊榮而加贈。
將軍地位尊貴，與將軍號少且不常置有關，但更主要是跟秦漢以來社會具有濃厚尚武精神有關。許多農民起義軍的首領也常因此自稱將軍，如黃巾的天公、地公、人公將軍。東漢末，各割據勢力無將軍之號則不顯其重，其中，朝廷封贈將軍比私署貴重，其它軍職也如此。
戰亂長期延續，將軍等軍職設置也趨氾濫及等級嚴密完善，原本職位、品階合一的將軍號也漸漸職階分離，到南北朝，武散階制度開始建立，直到隋唐宋，將軍號漸不見重，宋朝甚至有八品武官稱將軍者。而到明清，武散階制度名存實亡，將軍號又才見重。
漢代以“若干石”構成十七、八級的祿秩等級，中郎將、校尉、騎都尉、郡都尉祿秩均爲比二千石，祿秩相當[2]。隨軍隊規模逐漸擴大，以及軍旅常設，原來的軍職明顯不足，因此，雜號將軍、中郎將、校尉、都尉逐漸增多，而軍事指揮體制上的需要也將各種軍職按照一定等級排列起來，這些趨勢由地方開始，最終在建安年間由曹操通過漢王朝中央政府集其大成，並系統化、制度化。
黃巾起義始，幾位漢朝將領都以中郎將、持節之職帶兵鎮壓起義軍，象曹操以騎都尉之職歸左中郎將統轄，再如董卓與關東軍戰，部下也是以中郎將指揮校尉。這些都說明中郎將地位已經漸漸升高，位在校尉、都尉之上。
初期，增設的軍職主要是雜號中郎將、校尉、都尉，雜號將軍還是很少，因爲許多割據勢力首領自身也纔是雜號將軍，例如孫權長期都是以討虜將軍割據江東，赤壁戰後，劉備方表權行車騎將軍；而曹操在建安前也長期爲雜號將軍。到了建安後期，雜號將軍增多，兩漢比較久遠的雜號將軍，如四徵、伏波、度遼等，地位也比後設的尊貴，例如夏侯惇曾以伏波將軍都督二十六軍，夏侯淵以徵西將軍坐鎮關中、漢中。而徵鎮安平等將軍號，隨着曹魏都督制的建立，地位也逐漸升高，而原本尊貴的前後左右將軍地位則逐漸下降，不過這已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總之，直到東漢結束，將軍號雖然開始增多，但是將軍職位還是爲時人所重，不單重號將軍，雜號將軍的地位也依然很高。
校尉、都尉等軍職也是如此，不少人是以校尉、都尉領郡太守職。其中，各校尉、都尉也不可一概而論。五校的地位比後來增設的雜號校尉要高。黃巾起義前，除了邊郡，因州郡兵撤銷，作爲主捕盜賊的郡都尉也被撤銷。黃巾起義後，州郡兵興，加軍職不足，都尉之職便重新設置，並主要作爲軍職使用，跟以往的職能稍稍有異。其中，中央武官騎都尉比雜號都尉地位要高，而少數專門設爲牧守的都尉，位在太守與縣令之間，屬於文職，與武職的雜號都尉不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