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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爲東漢中後期主要的政治弊病，這一點無須贅言。本文要說明的是：外戚、宦官勢力在東漢社會中的生成、擴張，又與當時通行的皇太后臨朝之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繼擅政的外戚，其身後各有同姓的太后作爲憑藉。儘管何進兄弟在董卓進京前均已被殺，但是隻要何太后繼續臨朝，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險。
另一方面，東漢時宦官介入國事，往往也是出於皇太后臨朝的需要。《後漢書宦者傳》有一段論者習用的文字：“鄧後以女主臨朝，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可見皇太后與宦官之間，已結成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即使宦官把持政治，會帶來明顯的消極作用，臨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何進被殺一事進而說明，甚至在外戚與宦官形成對抗時，充當仲裁者的皇太后，也不會輕易拋棄宦官。
《何進傳》稱：袁紹等人在何進死後，“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餘人”。使宦官集團遭到一次滅頂之災。然而，何太后重新親政，終歸還要選用刑人。宦官勢力又可能死灰復燃，再度染指政治權力。
董卓迫使何太后歸政，東漢政局發生了顯着的變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賴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擾社會多年的外戚、宦官專權之弊，終於得到了抑制。這是何太后歸政的另一項重要意義。
二、關東、關西對立與並、涼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涼州集團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權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運，該政權內部各個階層、各種勢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決定的。
（一）關東與關西的對立
關東與關西的對立，是董卓之亂的突出表象。而關東方面的代表人物，幾乎均爲黨人名士，他們與董卓及涼州集團的矛盾，並不限於地域衝突的層面。董卓上臺後大批進用黨人名士，史家對此多有論列〔12〕。但黨人名士卻總是拒絕合作，有些甚至公開與董卓決裂。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討。首先我們可以斷定：董卓對於當時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兩個方面的嚴重破壞，是引起衝突的導火索。
董卓廢少立獻以及逼何太后歸政的意義，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條件，在於他不僅迅速控制了洛陽的軍隊，而且敢於突破名教觀念的束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