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子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三）廢少立獻與何太后歸政的政治意義
東漢末葉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已經孕育了革新皇權的形勢。《後漢書黨錮傳》序論曰：“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議”運動發動的背景。余英時先生又謂東漢士大夫在與外戚宦官的衝突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羣體之自覺”〔5〕。但是如果進一步追究上述現象的根源，就不難發現：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權的支持分不開的。因此，儘管黨人名士在如何對待當朝皇帝或皇太后的問題上，態度大相徑庭，可是當他們自覺地與外戚、宦官劃清界限時，實際上又表現出對皇權的獨立性。我認爲此種獨立性，應該就是所謂“東漢士大夫之新自覺”的基本內涵，這也許可以算是對餘說的一點補充。
《黨錮傳》謂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釀成黨錮之獄。需要注意的是“誹訕朝廷”一句。朝廷在此應指皇帝，《後漢書王允傳》“朝廷”一語下李賢注云：“朝廷謂天子也。”與此同義。范曄既言“誣告”，李膺等人之“誹訕朝廷”，大概是無中生有的罪名。但我們不能設想，黨人名士面對“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的現狀，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卻又絲毫不觸及在位的皇帝和臨朝的太后。
《後漢書逸民傳》記錄一則“漢陰老父”指責靈帝的故事。余英時先生推斷，這是漢末社會上流行的看法，表明當時名教的君臣一倫已發生動搖〔6〕。餘氏的主旨在於探討魏晉君主觀的源流，與本文無關。然而，這畢竟有助於我們認識漢末士大夫與皇權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觀念的遷移。
前引《英雄記》謂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獻帝起居注》載廢少立獻之策，復謂何太后“統政荒亂”，其實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見。《後漢書袁紹傳》載董卓述其廢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進而又嚴厲批評了已故的靈帝。
《續漢書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劉昭引《袁山松書》錄此議頗詳，謂章帝以後，“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順、桓四帝）之號，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諸帝，甚至廢去其廟號，與黨人名士之“誹訕朝廷”，正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層意義上說，漢末清議運動又爲董卓政權的崛起，做了輿論方面的準備。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漢陽人閻忠就曾勸說手握強兵的皇甫嵩：“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直搗洛陽，清除宦官，繼而代漢稱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陳蕃之子陳逸等又說動冀州刺史王芬，趁靈帝“北巡河間舊宅”之機，以武力將其廢黜〔8〕。唐長孺先生指出：這兩次密謀是個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爲挽救東漢的政治危機，已不惜行“非常之謀”，即使“冒易代廢帝那種越出儒家道德規範的大風險”，也要一試〔9〕。這是漢末士大夫羣體在政治上的新動向。
不過，漢末的君主們雖已腐朽不堪，但要變革皇權卻並非易事，至少並非黨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閻忠、王芬的計劃亦未獲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閻忠之議，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10〕。曹操則拒絕參與王芬之謀，認爲“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慾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後漢書董卓傳》：何進、袁紹“謀誅宦官”，私呼董卓諸將入朝，“以脅太后”，其目的也絕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權力。
直到董卓進京，取代漢帝、太后執掌朝政，才真正摧毀了沒落的舊皇權，爲改朝換代準備了條件。我認爲，這是董卓廢少立獻及迫何太后歸政最重要的一項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