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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推行新政前前後後也有十幾年了，但隨着時間的延續，收復疆域的擴大，各項制度的深入修正，我們推行新政的阻力越來越大，很多改制之策甚至要通過暴力手段才能得以實施，這說明新政出了問題，我們需要冷靜下來好好反思，探尋其中的緣由。”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都以爲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權力之爭，是利益之爭，是學術之爭，所以一直竭盡全力在這幾個方面予以解決，但我們沒有解決好，反而讓各種矛盾越來越激烈。這時飛燕兄突然在晉陽提出了儒道相融、援道入儒的學術改良之策，此策猶如醍醐灌頂，讓人豁然開朗……”李瑋歎服道，“這其實正是我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的解決之策啊。”
“現在我們知道了，新政推行阻力越來越大的根本原因是我們賴以制定國策的學術思想已經不適應中興大業的需要了，經學腐朽了，老化了，我們需要新的學術思想，需要新儒學，新道學，或者其它某種更好的學術思想。這種新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學術思想將成爲朝廷制定國策的新基礎，繼而讓學術和國策相適應，讓朝野上下同心協力，共振社稷，共興大漢。”
李弘眼前一亮，立時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維艱的原因。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經學當真走到窮途末路了？”
“的確走到窮途末路了。”李瑋說道，“自大儒董仲舒創立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爲核心的新儒學以來，經學各派歷盡爭論，先有孝宣皇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的石渠閣之議，後有孝章皇帝的使諸儒共正經義的白虎觀之議。最後皇帝親自稱制臨決，經學各派求同存異，互相協調，終於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實現了經學與讖緯學的結合，經學各派隨即由紛爭走向統一。而‘三綱五常’也在神學的華麗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經學理論法典《白虎通義》。”
“朝廷以皇權的力量結束了經學內部的矛盾與紛爭，經學就此喪失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儒學從子學演變爲經學，又從經學墮落爲神學，從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新經學、今古文經學，三家在注經的時候都用讖緯，由此可見經學衰落到了何種地步。讖緯之學流傳了三百多年，已經從骨子裏滲進了經學各派，要想徹底根除神學對經學的侵蝕，沒有外部競爭的動力，沒有新興學術的援助，沒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根本不可能。”
“但儒學面臨的挑戰還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礎是名教之治，所謂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爲主的禮教，包含忠、孝、仁、義、禮、信等教條。這些名教經過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後，又添加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神學成分，並發展成爲‘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這使得新儒學帶上了濃厚的宗教神學倫理道德觀，遭到了歷代大儒比如揚雄、桓譚、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學的至尊地位因此受到動搖。接着它又遭到了兩次黨錮之禍，這給了奉儒家學說爲主臬的儒士們以沉重打擊，馬融、蔡邕、鄭玄、許劭等大儒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求助於道家學說，以黃老之學註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學說解釋儒家名教，試圖援道入儒，爲名教的合理性提供新論證，極力挽救和重振儒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