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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中央該怎麼分稅，又扯出了另一個大問題，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細心的官員粗粗一算，搖頭連連。英華所控地域，以百縣計，官府下鄉後，到時就是近萬官員。算上官員俸祿，外加公所開銷，怎麼也得二百萬兩銀子，而廣東一地在滿清統治時，每年向戶部上解錢糧也不過七八十萬兩銀子，這不是怎麼分的問題，是根本就不夠分。
這官員是原廣東巡撫衙門的吏員，當然是從大面上看問題，沒等李肆說話，蘇文采就反駁了他。地方雜派呢？雜派都還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誰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廣東一省民人每年要納接近三百萬兩銀子的錢糧，這還不夠分？
這事李肆自己就有親身經歷，對民人來說，正稅都還是小頭，雜派纔是大頭，雜派裏還攤着官員的索取。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稅很難對得上實際情況，對地方來說都是定額稅。而地方自收的雜派，卻能一層層接近真實情況，害民最大的一層，其實還是像鐘上位賴一品那樣的鄉紳，因爲他們最熟悉真實的“稅源”，這就是一路搭車下來的結果。
將正稅和雜派當作一塊大餅通盤考慮的話，問題就不止是怎麼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員們所問的“怎麼收”這個問題。很多雜派是收到吏員鄉紳腰包裏去了，官府可沒收到。
讓地方和中央分稅，只是李肆治政構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過往的儒法社會架構，逐步推動地方有限自治，而這就需要另一項措施來配合，那就是地方議會。但眼下還遠不是時候，李肆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礎，將儒法社會原本的自治引導到近現代國家的地方自治上。
“許每鄉鎮區民人自設公局，由當地有產之戶自己推選公局議員。攤丁入畝後，除開按田畝徵收之正稅，其他雜派我們定下具體名目，分攤到每縣鄉鎮區，由公局議員們自己商定其中細節。”
李肆淡淡地將攤丁入畝的實際操作也說了出來，之前說了官府下鄉，官吏一體，看似動作大，變革卻不如這一條大，這纔是顛覆過往儒法社會的決定性一步。
衆人初時不覺得太過驚詫，一來之前這過程是隱於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鄉紳吏員之手徵稅，過程的實質也是如此，二來這跟之前粵商總會的行事手法一般無二。
可仔細想下去，越想越覺得深不可測，連蘇文采都皺眉道：“這不是許民人勾結，對抗官府麼？若是串聯起來，決意不繳，怎生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