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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前日所谓数世之仁者，盖以微发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见于《保傅传》者详矣《保傅传》见《大戴礼》，贾生《政事疏》所引最多。陛下圣学高明，洞贯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窃尝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论而观之，岂非所以自治者，犹未免于疏略，因是亦以是为当然而不之虑耶！夫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阅理久熟，虽若无待于辅导，然人心难保，气习易污。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此古之圣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盖尝谨之于微，不待其有过而后规也。今三代之制虽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论之。东宫之官，师傅宾客既职辅导，而詹事府、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领之，其选甚重。今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轻且亵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袤杂进之害。此已非细事矣。至于皇孙，德性未定，闻见未广，又非皇太子之比，则其保养之具，尤不可以不严。而今日之官属尤不备，责任尤不专，岂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今已置官外，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后通焉。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宜稍放六典亲王之制，置宾友咨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则其官属已略备矣。陛下又当以时召之，使侍燕游，从容启迪。凡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与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倾倒罗列，悉以告之，则圣子神孙，皆将有以得乎陛下心传之妙；而宗社之安，统业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无穷矣。此今日急务之一也。以上辅翼太子，急务之一。
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间，未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予其中得以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防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等语实甚戆直，孝宗以其为贤者而优容之耳。故以陛下之英明刚断，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辅者，未尝有如汲黯、魏征之比，顾常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取此流以塞贤路、蔽主心，乃其势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极，威福自己，亦何赖于此辈而乃与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选之不得而精；选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则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轻。夫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其窠坐资级，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修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则惟有作奸欺，植党与，纳货贿，以浊乱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余年而后败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后，以希次补者，又已不过此等人矣。盖自其台谏为侍从，而其选已如此，其后又择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则亦无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贤才而属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日姑欲其无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岂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诚反是心以求之，则庶几乎得之矣，盖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陛下诚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犹曰不得其人，则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务之二也。以上选任大臣，急务之二。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臣前所谓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忧勤愿治，不为不至，岂不欲夫纲维之振、风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间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顾犹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不思有以振厉矫革之也。盖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己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顷年方伯连帅自“且如顷年”以下二十二行，皆当时政事之大紊纲纪者，但未明指其姓名，今亦不能一一指出矣，尝以有脏污不法闻者矣，鞫治未竞而已有与郡之命，及台臣有言，则遂与之祠禄，而理为自陈，至于其所藏匿作过之人，则又不复逮捕付狱。名为降官，而实以解散其事。此虽宰相曲庇乡党，以欺陛下，然臣窃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则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间，颜情稔熟，则其势不得不少容之。且以为虽或如此，亦未至甚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非巷议，皆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脏之吏，则皆鼓舞相贺，不复畏陛下之法令，则亦非细故也。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则两无所问而并去之；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则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问其曲直而两皆与祠；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则曲加保全，而使之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问也。其有初自小官，擢为，台谏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选。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郡守，而不与职名，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具析体究具析，皆宋时公牍字样，犹今曰惩究、曰查办也。无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闻不实，则言之者晏然，亦无所诃。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吏民，御史有言，亦无行遣，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补卿列，而实夺之权。其所言者，则虽量加绌削，而继以进用。从班之中，贤否犹杂，至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德者。顾亦随群逐队，排连补，其桀黠者乃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所陈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亦不敢闻于陛下而请其罪，陛下视此纲纪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振肃之耶！以上振肃纪纲，急务之三。
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酺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其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已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崇宣，谓北宋崇宁宣和之际也，时以司马光、苏轼等为元祐学术，立党人碑以禁锢之，南宋亦禁道学。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虽有仗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为识者之忧，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时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仗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纲纪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流落之人，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以天宝之乱观之，其将相、贵戚、近幸之臣，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何至真为仗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至有此议论，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陛下视此风俗为何如，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此今日急务之三四也。以上变革风俗，急务之四。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也。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也。是数说者，臣皆以极陈于前矣，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盖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窠名犹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户部也。必可指拟者，犹今日有着之款。不可催理者，犹今日无着之款。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句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旧法，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免。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旧欠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属，尚未论也。其次，则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一己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至于监司太多，而事权不归于一；铨法虽密，而县令未尝择人，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其害也。以上，民力未裕。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今军中士卒禀保而后具奏，当时盖有此例。咸丰十年，王有龄令军中将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请免治罪，或亦仿其例与？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只此一事，有耳者无不闻，有口者无不道，然以其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是以虽或言之，而陛下终不信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而惟克剥之是先，交结之是图矣。理直而气刚。陛下不知其然，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以上军政不修。然将帅之不得人，非独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为害之极，则又有以及乎民者。盖将帅得人，则尺籍严而蓄储羡，屯田立而漕运省。今为将帅者如此，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至于屯田，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众，资其拨遣，则又不免使参其务。然闻其占护军人，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则偃蹇不耕，而反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屯田之众，须由军中拨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诸将参与其事。占护，犹今言霸占、袒护也。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运烦费水路输送曰漕，陆路输送曰运、曰转，凡物皆然，不独米粮也，诸州苗米，至或尽数起发，而无以供州兵之食，则加耗斛面之弊纷纷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则是置将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以上置将不善而害民，因军政不修而民力愈困，急务之五、六。
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叶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宫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供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计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于正心，则百弊皆除，贯串乎大本之一，急务之四。
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惰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以上因民力而议改屯田之政。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则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敌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以上归于大本之正，总结上文。
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寝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寝高而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强；舍此不图，则虽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强暴之寇仇，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以上驳因循无事之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