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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以徒为虚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以上驳奋厉有为之说者。
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修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人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
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因循、奋厉、老庄、管商即上文所驳之四说也，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以上驳老佛管商，盖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伤其老，感君以诚。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
此篇正文一万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夹行书写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为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文章则苏、王较健，义理则公较精。篇中约分四节，第一节，言所以不上殿入对，而仅陈奏封事之故。第二节，陈大本一端。第三节，言急务六事。第四节，辨驳当时士大夫四说。第三节所指各务，皆切中时政之得失，其戆直殆过于汲黯、魏征，其气节之激昂，则方望溪氏以拟明季杨、左者，庶几近之。他人谏其事，公则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则并纠大臣、近臣之过。第二节、第四节所论，皆本其平日读书学道，深造有得之言，实有诸己而后以献诸君，初无一语取办于临时者，此非文士所可袭取也。惟过于冗长，似一笔书成，无修饰润色之功，故乏劲健之气、铿锵之节。其逐段夹行分注，以达未尽之意，似不可以为训。兹故置之不录。第四节辨驳四说，似不宜羼入此篇之内。学古者不可不知。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据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呈；“伏睹大明律内，该载失误军事条：领兵官已承调遣，不依期进兵策应，若承差告报军期而违限，因而失误军机者，并斩。从军违期条：若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不至者斩。主将不固守条：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此皆罚典也。及查得原拟直隶、山东、江西等处征剿流贼升赏事例：一人并二人为首，就阵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五两；二名者，十两；三名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十两。阵亡者升一级，俱世袭，不愿者赏十两。擒斩从贼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升实授二级，余功加赏。不及六名，除升一级之外，扣算赏银。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斩以次剧贼一名者，赏银十两均分；从贼一名者，赏五两均分。领军、把总等官，自斩贼级不准升赏。部下获功七十名以上者，升署一级；五百名者，升授一级；不及数者量赏。一人捕获从贼一名者，赏银四两，二名者赏八两，三名者升一级。以次剧贼一名者，升署一级，俱不准世袭，不愿者赏五两。此皆赏格也。以上备述例载罚典赏格，皆杨璋所引。赏罚如此，宜乎人心激劝，功无不立。然而有未能者，盖以赏罚之典虽备，然罚典止行于参题之后，而不行于临阵对敌之时；赏格止行于大军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寻常用兵之际故也。且以岭北一道言之。四省连络，盗贼渊薮，近年以来，如贼首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动辄数千余徒。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俟其解围退散，卒不能取决一战者，以无赏罚为之激劝耳。合无申明赏罚之典，今后但遇前项贼情，领兵官不拘军卫有司，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兵官军前以军法从事。所统兵众有能对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复勘是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庶使人知警畏，亦与见行事例，决不待时，无相悖戾。如此，则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具呈到臣。”以上录杨璋原呈。
卷查三省盗贼，二三年前总计不过三千有余，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臣尝深求其故，询诸官僚，访诸父老，采诸道路，验诸田野，皆以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臣请因是为陛下略言其故。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唯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可聚众而与之角。鸣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与，敌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与一”，谓一人敌一人也，吾乡谚语曰“个打个”。《史记》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谓易敌也。此与字之古义也。阳明云不彼与，犹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向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以上叙招抚太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