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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荡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拘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苟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使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以上叙兵力不足。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以上叙赏罚不行。
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议者以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资，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民。于是乎有横罹之惨，于是乎有妄杀之弊。班师未几，而山林之间，复已呼啸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验者。臣亦近拣南赣之精锐，得二千有余，部勒操演，略有可观。诚使得以大军诛讨之，赏罚而行之，平时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时，而唯成功是责，则比于大军之举。臣窃以为可省半费而收倍功。以上言不必调狼兵，但用南赣之兵行大军诛讨之例，即可成功。
臣请以近事证之。臣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赣，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后地方但有草贼生发，事情紧急，该管官司即便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合会捕者，亦就调发策应。但系军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迟延隐匿，巡抚、巡按、三司官即便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发落。虽不系聚众草贼，但系有名强盗，肆行劫掠，贼势凶恶，或白昼拦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数多少，一面设法缉捕，即时差人申报，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会处置。如有仍前朦胧隐蔽，不即申报，以致聚众滋蔓，贻患地方，从重参究，决不轻贷等因，题封钦依备行前来。”右八行录兵部文。钦依，今曰钦遵。备行，今曰行知，或曰咨行移行。时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数千百纸，通行所属，布告远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门以贼情来报者接踵，亦遂屡有斩获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随时调用，而官无观望掣肘，则自然无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举行耳。今使赏罚之典悉从而申明之，其获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以上言申明律例，获效必速，请颁令旗令牌。
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臣才识浅昧，且体弱多病，自度不足以办此，行从陛下乞骸骨，苟全余喘于林下，但今万待罪于此，心知其弊，不敢不为陛下尽言。自请旗牌，恐人疑为贪权，故又自明其脱屣名位之素志。陛下从臣之请，使后来者得效其分寸，收讨贼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于万一。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沅弟之文笔光明豁达，得之天授，若更加以学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长，字句悉归于精当，则优入古人之域，不自觉矣。
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
此疏为乾隆二年所上，公年七十矣。公以康熙三十八年举于乡，四十五年成进士，时年三十九岁，因闻母病，未应殿试而归。五十年以戴名世之案被逮入京，下狱。五十二年出狱，召入南书房。雍正间屡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上此疏。
臣闻人臣之义，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后，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则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虽曰激于意气，然亦不可谓非忠孝之实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后，国政傎于上，而臣节砥于下，赖以维持而不至乱亡者，尚百有余年。以上言前明气节之盛。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