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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妹回憶:1971年,家裏每月仍然收到我從北京寄回的十五元生活費。父親回信嘆息:“一潭死水,兩個累贅。”可是母親總是說:“叫娃下個月不要再寄錢了,錢夠用。”父親責備母親不該丟下一大家子去了北京。他哪裏知道是我有了閻力,讓母親把戶口轉到北京。母親卻說:“我去北京看娃,把節省下來的錢捎回家供孩子們上學。”母親緊緊巴巴,一點一點地省着、攢着,把我上大學時鄰里們接濟的錢,挨門挨戶地還了。這些錢本來是捐贈給我上大學的,因爲住在西北街閻傢什字的閻姓人,從小喜歡我,以我能上大學爲榮,但是,母親執意要還,在當時那個環境裏,誰家不和我們一樣的難場!母親特別仗義!
1975年,母親的身體已經很差,動作十分緩慢,面容憔悴,耳朵也聾了,白花花的頭髮上頂了一條溼毛巾,問她,她說:“發燒,頭疼得厲害。”
1976年3月,母親病危,半身不遂,癱在炕上,見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嗒嗒地往下滴。母親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劇痛之中。爲了減輕痛苦,她使勁地拽繩子、咬被子。她拉着嫂子的手說:“穎如,快給我買毒藥……我不恨你!”小妹拉着母親痛苦地說:“媽,看你還操心這個操心那個不?”大家都哭成淚人了。母親天天喊着大哥的名字,盼大哥給她鍼灸,不管是扎到哪裏,扎一紮好一點。這時,大哥在昭陵博物館上班,回一趟家,來回好幾十里路。母親彌留之際,特別想念我。打小,母親想着法子打扮我、管教我,教我勤謹、好學、不說謊、不偷懶。
母親百般疼愛我,卻不慣我哪怕任何一點點壞毛病。我聽話,生活一向儉樸,但常年在外,經受的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母親儘量不向我開口給我增加負擔,但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想我北京一家的大大小小,大呼小叫,叫喚我的小名:“運生!運生!”大哥打電報給我通報病危,我所在的單位《人民文學》編輯部回電:“閻綱出差未回。”後來才知道,正是此刻,我胃部大出血,也處於病危之中,躺在北京隆福醫院裏進行搶救。直到母親斷氣,母子終未見面……我苦命的媽!
1976年4月,母親病故。母親一生勤儉持家,任勞任怨,慈眉善目,少事無非。母親生性善良,同情沒孃的娃,所以,姑姑早逝後,她堅持把表妹金針接回舅家,從小帶在身邊,藏在自己卵翼下養護,生怕別人欺侮。所以,大家從小把她當親姐妹看待。金針長大工作後,不管在咸陽,還是禮泉,處處孝敬舅父母,疼愛一羣女子娃,買喫買穿,問寒問暖,至今。
此刻,我打開芳妹給我的另一封信,聽到小妹在哭泣:“我們孃兒仨逃難鄉下的日子裏,常提念你們兄弟倆,她想兒子啊!但她從來不向人提說,只說兩個兒子爭氣,一個上大學,另一個也上大學,‘蘭州天冷,他二哥沒棉褲穿!’她日夜不安,捎話給大姐,大姐遠在終南山下挑燈給你做棉鞋……可憐天下父母心!現在想來我們做兒女的沒心啊!就像《紅樓夢》的《好了歌》裏說的:‘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二哥,我說這些,你心裏不要難過。”
芳妹最後說:“寫到這裏,我還得補充說明:你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了,分到北京,我那時年紀雖小,也能看出母親的臉上露出平時少有的笑容。第二年,大哥西北大學歷史系也畢業了,分到河北南宮中學,每月將工資的大部分寄給大嫂。你到北京後,每月工資六七十塊錢,還有兩個孩子,但堅持每月寄錢貼補家用,經常多達三十元,家裏大小九口人啊!我和利亞、力行等幾個侄子、侄女都已經上學了,二哥,你的這些錢着實給家裏解決了大問題。媽說過你每月糧食定量三十斤,但每月向國家捐出兩斤半,自己只剩下二十七斤半。就這樣,你還在嘴邊留出點,換成全國糧票寄回家裏。我記得有一次,因爲勞力少,家裏的糧食分不下來,你一次寄來八十塊錢,把糧食買下了。母親到北京看閻力和咪咪,我和利雲長住皇甫村舅家以後,你每月仍然寄家十二塊錢。母親從北京回來,我們孃兒仨逃難到舅家,你每月寄家十五塊錢,一直寄到母親去世。二哥,雖然你遠離家鄉不在老人身邊,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寄錢養家,經濟上也實在難爲二哥、劉茵二嫂了。我還記得,從1950年開始,十七歲的你,和大哥同時工作,月月給家裏領糧食(月薪六鬥麥);你上蘭大以後,每月刨除伙食費和零花錢,把調幹十九元助學金裏攢下的十塊錢寄回家用。說句良心話,二哥,你盡了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