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結語 羣體的時代與民主 (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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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語：羣體的時代與民主

從以上討論中不難看出，包括勒龐著作中那些沒有多少惡意的種族主義言論在內，他的驚人的預見力是我們難以否認的。20世紀是個羣衆參政意識普遍覺悟因而也是個民主口號盛行的世紀，然而它同時又是一個“最血腥的世紀”。與此相比，勒龐所援用的那些19世紀羣衆運動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兒科了。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在這種民主觀念的普及過程中，既包含着人類幾千年來想要馴服強權的真誠願望，也隱含着爲此而奮鬥的人民落入強權圈套的巨大危險。托克維爾當年說，“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個民族獲得自由的”。勒龐對現代化過程中羣衆崛起的驚恐，其實是這種懷疑態度的繼續。

就像當時包括尼采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一樣，勒龐對於世紀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着一種絕望的末世心態。他似乎在羣體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種歷史輪迴的徵兆。

按他的歷史觀，一切文明都逃不脫由盛而衰的循環過程，而當一種文明開始敗落時，摧毀一個破敗的文明，一直就是羣衆最明確的任務，只有在這時，羣體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這時“人多勢衆的原則似乎成了惟一的歷史法則”。對於這些帶有宿命論色彩的言論，我們可以不屑一顧，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爲，勒龐在潛意識裏是想結束西方這種因權威危機而面對的混亂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決方案，毫無疑問是18世紀的英國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對“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魯一薩克遜人那種個人獨立感情一再表示擔心。他認爲，由於這種缺少“種族品質”，他們在考慮自由問題時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體獨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間，自宗教法庭時代以來，各個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對自由從未能夠有另一種理解。”

這種羣體意識中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傾向，使得法國人總是把民主理解爲個人意志和自主權要服從於國家所代表的社會的意志和自主權，因此在法國，“不管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還是保皇派，一切黨派一概求助於國家”。他能夠在羣衆給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所造成的深刻變革中，警覺地嗅出“大衆民主”與“獨裁主義”之間有着直通車關係的危險，這種思想顯然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勒龐思想的來源，除了前面提到過的種族主義和對英國保守主義傳統的留戀外，19世紀中葉以後在歐洲愈演愈烈的反理性主義思潮，對他的思想影響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這種影響並沒有使他轉向浪漫主義，反而強化了他的傳統主義立場。正如上交所說，他對人是一理性動物這個啓蒙哲學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後來的哈耶克幾乎完全一樣的語氣，認爲“對歷史事實最細緻的觀察，無一例外地向我證實，社會組織就像一切生命有機體一樣複雜，我們還不具備強迫它們在突然之間發生深刻變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對一個民族熱衷於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他認爲，這種變革的計劃從理論上說無論多麼出色，都不會使民族氣質即刻出現變化（因爲“只有時間具備這樣的力量”）。採用激進的方式，藉助於抽象的原則貫徹一種社會改造的藍圖，只會“使一個高度精緻的文明倒退到社會進化更早期的階段”。

所有這些，構成了勒龐對羣衆、領袖和觀念的鼓譟以及對民主和社會主義理念持極端污衊態度的基礎。雖然從這種“羣體時代”的現象中，他錯誤地得出了和施賓格勒一樣的結論，以爲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沒落的徵兆，但是大概沒有人會否認，他的羣體心理學研究的意義是超越了這一錯誤的。因此，假如我們只去批評他那種有點神祕主義的種族論傾向和經常是不合“學術規範”的臆斷（這當然必要），這無異於放棄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思想。

至少我們可以說，雖然本書中偏見很多，但勒龐的羣體心理學研究所觸及到的問題，不管在他之前還是此後，是一切思考民主問題的人所難以迴避的。羣衆作爲一種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土多德就指出過它有着走向獨裁的危險。此後的伯克、孟德斯鳩、約翰·穆勒和托克維爾等人這方面的言論，也早已爲人們所熟知。我們更應深思一下，自從古希臘之後，以民衆直接參政爲基礎的民主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這一現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們只用一句“反動的黑暗時代”之類的話搪塞過去，未免顯得幼稚可笑。勒龐生逢一個羣衆重新崛起的時代，他敏感地意識到了這種現象中所包含的危險，並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學語言，坦率地把它說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勒龐的思想是超意識形態的，不然的話，我們也許就無法解釋，在民主和獨裁的關係這個問題上，爲何我們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兒，還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傾向的阿倫特和弗洛姆那兒，都可以看到勒龐思想的影子。

政治言辭一貫冷峻的馬克斯·韋伯論述權力類型的學說廣爲人知，其中有一種類型便是“直接訴諸民意的民主制”

（plebiscidemocmp），關於這種類型他說，“領袖民主制最重要的類型——扭力人物統治的正當性，便是蘊含在因爲被統治者的意志而產生的、並且僅僅由於這種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當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現實中提供着這種類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現代人的革命獨裁者”。當韋伯說這些話時，他顯然理所當然地認爲“革命獨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說法有什麼自相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他還沒有勒龐來得明白，在表述同樣的思想時，勒龐使用了幾乎和韋伯一樣的語言，但是他同時也指出了這種“民主”毀滅個人自由的本質：“大衆民主（poplardemocop）的目的根本談不上支配統治者。它完全爲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對自由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