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羣體的意見和信念 (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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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一直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枉費心機地想證明它的荒謬，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着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樣。制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這個時代所創造。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了他們要被統治。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

各種制度並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爲有害的。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制度的能力。毫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爲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歷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它們。正是因爲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①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下，而經常表現得十分囂張的最具壓迫性的專制主義，卻是存在於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儘管它們都有共和制的憲法。決定着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書中，通過提出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必要性和時間承擔着完善憲政的責任，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髮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一薩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像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們，應當由衷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現出一片荒謬與矛盾，他然後又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制定出來的憲法文本與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慢慢地發生變化，影響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從來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它是否方便實用；從來不單純以不一致爲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一直支配着我們250年的議會，使它變得從容不迫。要想說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達着每個種族的需要，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粗暴的變革，而要對它們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對集權制的優點和缺點，可以專注於哲學上的考究。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民用了一千年時間來維護這種集權制；當我們看到，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制，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侈談毀掉這種制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對他們可憐的智力水平報以憐憫。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他們的成功立刻會預示着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又會立刻帶來一種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制度。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深刻影響羣體稟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尋找。

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譬如美國，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爲相似的制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這種制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們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僞裝。毫無疑問，爲強行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人們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這些制度，賦予這些制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制度反作用於羣體的頭腦，它們才引發了這些大動盪。然而其實並不是制度以這種方式產生了反作用，因爲我們知道，不管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沒有以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爲它們本身並不具有那樣的能力。影響羣衆頭腦的是各種幻想和詞語，尤其是詞語，它們的強大一如它們的荒誕，下面我就簡單地揭示一下它們令人喫驚的影響。

（5）教育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爲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主張被不斷地重複，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爲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着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只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爲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他們告訴我們，犯罪隨着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裏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100，在50年的時間裏，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犯罪增長得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爲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制教育取代了交費制。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有益於專業技能的發展。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裏，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儘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制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