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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親一生最大的希望是我能把書念成。他並不是期望他的兒子能做官，只是希望兒子不要再像他那樣終生受苦受累，而是能喫上白饃夾肉。
父親常去西北農學院裏做副業工，他最羨慕學院裏那些教職員工大口吃白饃，大塊咥肥肉。
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1965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武功縣楊陵中學（今楊陵區高級中學）。是時，這所學校也是西北農學院的附中，教學質量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我們那個班是個尖子班。1965年，楊陵中學高考成績是全省第一，一班共有五十六名學生，只有兩名落榜，據說其中一名還是由於身體不合格而落選的。學校已做出規劃藍圖：1966年高考，一個學生都不能落，全部上榜。沒有人認爲這是吹牛。因爲高六六級甲班的學生都是挑選出來的尖子生，學習成績在高六五級之上。
正當師生們爲高考努力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那時我還不滿十三歲，心智遠沒有成熟，完全是個懵懂少年。
2008年10月3日，我們初六八屆甲班同學聚會。四十年後再相聚，那個激動的場面很難用語言形容，要說的是，同學尚迎和在聚會之時無限感慨地說：“咱們班有位同學令我敬佩、驚訝，那就是賀緒林。他寫了那麼多書，並且拍成了電視劇。最初我不相信，後來我在深圳一家書店看到一本搶眼的書《最後的女匪》，翻開書看作者簡介，這纔信了，趕緊買下了書。另一位是辛立。”
尚迎和同學有一點說錯了——我不值得敬佩；一點說對了——辛立同學的確是個另類，確實讓我們感到驚訝。2012年，辛立從美國回來探親，順便來看望我，我問起他的職業，他說他現在搞歷史研究。閒聊中我們都說到了當年的大串聯。回首以往，我們都很感慨。
1968年12月，毛澤東主席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他巨手一揮，把數以千萬計的學生揮到農村去了。城裏學生到農村去，有補貼有照顧，這被稱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村學生回家鄉勞動，什麼補貼照顧都沒有，還把“知識”這個詞給省略了，被稱作“回鄉青年”。
從學校回家那天，我站在村南的黃土坡前仰面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