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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瀚之也是贊成君憲政治的？”楊度的神情再次變得專注起來。
“記得皙子在書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爲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此言極當。”楊朔銘說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權理論傳入，中國歷史上之君主專制理論爲人所深惡痛絕，而對在此專制政治長期高壓下所形成之社會政治心理卻完全忽略，如我中國民衆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愛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謂‘民之父母’者，究其大義，乃視其民如愚頑之童稚，視已爲制民之父母，其本質乃使尊卑勢成，使民自覺居於卑下之地位，無一絲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說無民說，必不準民之報告，聽審，則民命懸於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覺。以滿腦此等舊思想之民，驟行民主共和之事，其結局不問可知。”
作爲一個從後世來的穿越者，在後世的那些不忍爲人言的諸多慘痛經歷，讓楊朔銘對中國人的這種長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爲深刻的理解。
事實上，這種思想不僅在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都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認同，即使在徹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後的現代中國，仍然擁有廣泛的市場。
君不見，有多少黨政官員，平日裏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麼？
“瀚之所言極是，以中國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國多數人民，並不知共和爲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爲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爲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嫋桀者，則以爲人人可爲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所謂‘二次革命’其明證也。”楊度有些激動的說道，“斯時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爲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數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聽了楊度的話，楊朔銘微笑着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而是聽任楊度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
“故一言以蔽之：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項事業之發達，道固無逾於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後，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爲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爲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譭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己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爲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被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爲異爲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爲蓋世英才，欲爲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些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後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爲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爲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爲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並維持現狀而不能，且並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或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
此時的楊度並不知道，他剛纔話裏所擔憂的事情，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年輕人，已經親眼見識過了。楊度也不知道，正是他在這個時代的遠見，改變了眼前的年輕人受後世填鴨式教育所形成的對他的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