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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張敬堯進入湖南出任湘南鎮守使以來，張氏兄弟在湖南廣植私產，大擴私軍，濫發紙幣，橫徵暴斂，搜刮民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但禍及草根民衆，連縉紳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進入湖南之後，其胡作非爲的程度較張敬堯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唐天喜爲了和張敬堯搶奪地盤和財源，在湖南展開了大規模的混戰。
張敬堯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趙恆惕等人放在眼裏，一心等着在南方諸省平定之後，撿楊朔銘的現成便宜，當一下湖南督軍。但他小看了唐趙二人的野心。在中華民國恢復後，唐天喜立刻通電全國，表示自己當初加入南方軍閥行列裏的目的是爲了“反對帝制”，如今“恢復共和”了，他宣佈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轄，請北京政府不要派兵進攻他。段祺瑞當然對唐天喜的態度表示了歡迎，特意指示楊朔銘不必進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後顧之憂之後，大喜過望之餘，也做起了督軍湖南的美夢，他不敢去楊朔銘的後院騷擾，卻聯合趙恆惕處處和張敬堯作對，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
張敬堯和唐天喜之間的混戰給湖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張唐兩軍殺伐之下，“……湖南七十餘縣之地，無地不災，三千萬人之家，無家不毀……”，“唐軍先去，張軍踵來，唐軍既掠而過，張軍且掠、且淫、且殺而後。”尤其是張敬堯所部在株洲、醴陵燒殺搶掠，無辜民衆死者10餘萬人，“此次兵災，尤以醴陵、株洲兩地最爲慘烈，醴陵歷經火劫，最烈之時，大火由城鎮延燒至鄉村，歷半月不息，環其地百餘里不見人跡者二十餘日，戰事結束，醴陵縣城僅遺二十八人”。“株洲幾經巷戰之後，已無一戶人家，自株洲至萍鄉鐵路，男女老幼，屍積如山，火車竟不能過……”，“岳陽南關外一帶，唐軍縱火燒燬民居一千餘家……凡唐軍所駐之地，門窗，板壁，梁角，堂榭無不拆毀……”
1918年湖南《民國日報》如此形容本省的慘況：“……湖南人死了若干還不算，還要賠上若干財產，戰來戰去，戰到如今，從前金裝玉琢的湖南，就變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還能享有些微閒福外，其餘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異國他鄉的，無處不見焦土的顏色，無處可覓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號寒，也是呼飢，住宅裏頭藏着的人，不是數米爲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離婦，望秋風而泣，老母倚斜閭而望子。種種慘狀更是不勝枚舉。”
湖南人民切齒痛恨張敬堯和唐天喜的暴行，時有民謠稱：“白臉唐，白臉唐（指做過戲子的唐天喜），殺了我的雞，喫了我的鵝，還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張，堯舜禹湯（均是張敬堯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張唐不除，湖南無望”，爲了結束這可怕的苦難，湖南人民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驅除張唐”運動，湖南省內外所有的開明勢力全都聯合了起來。有社會地位的湘籍士紳，利用一切機會，向各種政治團體、在各種政治場合控訴張敬堯唐天喜等人的罪惡，並且努力發行各種刊物（如《湖南》、《湘聲》、《天問》），將張唐在湖南的種種暴行廣而告之於全體國人；湘籍學子則聯合罷課，並選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請願；長沙省城的教職員工也加入到請願大軍之中。不到一個月，張敬堯唐天喜的惡名已然舉國皆知，全國各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以及海外留學生團體紛紛聲援，要求北京政府順應民意，驅除張敬堯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洶湧的民意麪前，竟然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對張敬堯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戰毫無作爲！
北京政府的行爲讓湘籍士紳、學子乃至普通民衆對北京政府極爲失望，湖南人民不甘於被蹂躪的命運，選擇了“武力驅除張唐”的道路，自行組織武裝進攻張敬堯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軍也加入了進來。在張敬堯唐天喜部所到之處，廣大農民以鋤頭扁擔爲武器，截斷交通，奪取輜重，湘軍所至，民衆主動供應補給者絡繹不絕，“輸卒糾聚自如，給養望屋而得”，使張唐匪軍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不得不龜縮在幾座主要的城市裏。
在驅逐張敬堯唐天喜的武裝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湖南人民自發提出來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長譚延凱發表全國通電，公開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爲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純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決心……凱及全體人民，……爰本湘民公意，決定參合國會討論之地方制度，採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行條例，公佈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