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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中國人有這種“聯邦制”的國家理想，由來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明確表示：“美利堅合衆國之制，當爲吾國他日之模範。”在袁世凱以大總統身份統一南北後，進步黨人掌控輿論，高舉中央集權的旗幟；革命黨人憂懼袁世凱實施獨裁統治，遂在“臨時約法”中沒有對中央政府與各級省政府之間的關係作任何具體的規定，“二次革命”期間，更是明確的倡議國家應改行聯邦制。在袁世凱解散國會後，進步黨人也轉而開始鼓吹擴大各省自治權。在民國建立後，聯邦制的國家理想已經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頗有影響力，如章士釗即屢言“吾國之各省儘可邦而聯之，而無礙於國家之統一”。
自辛亥革命以來，聯邦自治論已經成爲中國知識界最爲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凱稱帝后，聯邦自治論一度沉寂，此後革命黨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捲土重來，在南方舉旗反袁，明確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權制的共和國。由共和到帝制讓人們看到了過度中央集權的危險，而“弘憲帝國”覆滅後出現的軍閥混戰危險，更將聯邦自治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地方中小軍閥層面，大大小小的軍頭們希望依靠“自治”，能夠將北洋系大軍閥的“武力統一”擋在省門之外；在民衆層面，希望依靠“自治”，結束國家持續動盪帶來的災難和軍閥混戰的危險；在知識分子層面，上層救國路線已經走了多年，一無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危險，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嘗試着去走另一條中間的救國路線。
作爲一個對中國政治現狀有着深刻理解的優秀政治家，楊度當然清楚這當中的利弊。
“國會重開在即，他段芝泉卻出了這麼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喫了。”楊度說道。
“國會重開，皙子怎麼看？”梁啓超聽到楊度提到國會重開的事，立刻問道。
“國會開不開，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楊度看着梁啓超，笑了笑，說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顯一番身手了。”
梁啓超聽出了楊度話裏的諷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沒有說什麼，但他的眼中，卻不由自主的閃過一絲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沒有告訴楊度，國會之所以能夠重開，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間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