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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有意忽略掉的事實是，在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宋教仁其實是最早反對黨魁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個人。但是，宋教仁卻沒有象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的公開站出來對孫氏進行挑戰，也沒有象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峯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侷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實施“架空虛置”。等到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宋教仁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繼續對理事長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實施架空虛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國民黨佔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實際上都根源於此。
宋教仁與黨魁孫氏之間不願合作卻又不得不陽奉陰違、架空虛置地進行合作的內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當天日記中曾介紹說，黃興因爲不同意孫氏把陸皓東生前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充當未來的新國旗，兩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宋在日記中指出，這場衝突的更加內在的原因，其實是孫氏“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早在辛亥革命前，孫宋二人便屢有衝突，同盟會曾發生過兩次倒孫風潮，而宋教仁當時均未站出來爲孫氏說話，以致於陳英仕等“擁孫派”對其十分痛恨。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宋教仁又與孫氏處處相反，孫氏主張北伐，宋教仁則主張南北議和，推袁世凱爲總統。孫氏主張定都南京，而宋教仁與章太炎等人均主張定都北京。
除此之外，二人之政見亦大相徑庭，孫氏主張實行美式總統制，宋教仁則主張法式責任內閣制。孫氏要做大權獨攬的大總統，不願受人制約，理由是責任內閣制“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因爲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而誤革命大計。”雙方一度爭到面紅耳赤，最後不歡而散。
和激進的革命派不同，宋教仁一向堅持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及和平競爭。在這一方面，主持締造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黨內佔有當仁不讓的明顯優勢。但宋教仁的舉動，卻無形中把國民黨內部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陳英仕等人爲首的激進革命派人士，陷入到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被動境地當中，從而造成了“黨有內鬨”的危險局面。宋教仁對於“內鬨”的危險局面過於自信的盲目樂觀和疏於防範，直接導致他後來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受謀殺的悲慘結局！
急於充當“太平宰輔”式的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的宋教仁，其實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開槍殺害的，而現場指揮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吳乃文，卻是應夔丞任滬軍都督陳英仕的諜報科長時的一級科員。應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歸案，又是吳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漢結識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舉報的結果。雷厲風行地把應夔丞、武士英抓捕歸案的陳英仕等人，卻始終沒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緝的吳乃文抓捕歸案。與吳乃文一起現場指揮武士英的陳玉生，在鎮江被捕後始終沒有出現在宋教仁案的審判席上。這些證據所指向的主使操縱宋教仁血案的幕後真兇，並不是遠在北京的袁世凱，而是在上海地區擁有最大軍政實力、情報系統以及黑社會勢力的前滬軍都督、青幫“大”字輩大佬陳英仕等人！而陳英仕利用孫氏出國表面上不知道此事之機，斷然殺掉宋教仁，造成既成事實，則可一箭雙鵰，一方面可爲孫氏避嫌，另一方面則可以宋教仁之死激發黨人，消除黨內非激進勢力的影響，繼而發起反袁革命，爲孫氏上位大權獨攬掃除障礙。
而在宋教仁死去之後，孫氏信徒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黨魁之類的道德罪名，以近乎政治清算的方式對宋教仁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羣政治勢力集團爲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
“孫氏一向以革命先驅自榜，行事尚且如此，其它的人就更不消說了。”楊度說道，“此次選舉貴黨雖然贏面甚大，但也萬萬不可掉以輕心。須知這‘孔方兄’之力，可是比什麼主義理想都要大得多。”
“多謝皙子提醒。”梁啓超正色說道，“皙子如不棄，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