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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現在還得記，當自己率領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參加和會時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雖然已經很晚，但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卻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爲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送行的儀式就在這裏舉行。儘管天寒地凍，寒風凜凜，前來送行的人還是越來越多。除了外交部全體官員和部分內閣成員，各界社會名流也紛紛趕來，甚至連英、法、美、荷、比等國駐華公使也都頂着寒風前來爲代表們送行。人們快樂地談論着巴黎和會的話題，不時發出陣陣歡笑。
送行者翹首以盼，期待着外交總長顧維鈞能夠透露一下和談使命。然而卻遲遲不見代表團成員的身影，在列車將要開出半個小時前，顧維鈞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現在了車站。出人意料的是，顧維鈞對出使使命一事絲毫沒有言及，僅與同僚故舊們寒暄，表現得相當的低調。對問及何以姍姍來遲，他的回答卻是在邊防督辦府耽擱了一些時間。
顧維鈞的低調絕不僅僅因爲其溫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對巴黎和會的結果抱有過高的期望。所謂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顧維鈞從事外交多年，對此中的感觸，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國雖然獲得了巴黎和會的正式邀請，但西方列強當中真正對中國友好的只有美國，而美國的支持能達到何種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帶給國人“公理戰勝強權”的空前樂觀和北京政府務實的外交方針之間強烈的反差，更讓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謹言。
而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顧維鈞之所以在邊防督辦府停留了那麼久的真正原因。
而讓送行者們感到疑惑的另一個問題是，是顧維鈞爲何要捨近求遠，不是搭乘直航歐洲的輪船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國，而是繞道日本穿越太平洋，從美國橫渡大西洋。外交部對外界的解釋，則是一位發言人所說的“歐亞航線班輪稀少一票難求”。而當時興高彩烈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這當中的隱情。
列車在夜幕之中呼嘯前行，顧維鈞回想前些時候“歐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裏，中華大地舉國歡騰，上自政府要員，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一年來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廣爲傳播，在中國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廢約”自然成了國人評判這次和談成敗的首要標準。
但是，擔任外交總長時候並不長的顧維鈞清楚，外交舞臺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作爲曾經在“二十一條”事件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顧維鈞，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勝強權”，他不止一次認真地設想在戰後和談中“畢全功於一役”，廢除列強同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場景，併爲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當年爲“二十一條”與日本人苦苦爭鬥的前任外交總長陸徵祥曾經告訴過他，“將來戰事完畢，必有大會，以歷史觀之，當日柏林會議、維也納會議，凡間接關係之國均可加入。此次戰事牽動全歐，或亦令間接關係國加入，亦未可知。”當時中國尚未對德宣戰，這番話被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戰之國不能與會”譏笑爲天方夜譚。然而，隨後中國在袁世凱稱帝后便對德宣戰，成了一戰的直接關係國，具備了參加戰後和會的資格，而且隨着中國大量派遣海陸軍前往歐洲作戰並屢獲勝利，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夢想，對顧維鈞來說，一點一點變得真實起來，甚至讓他感覺唾手可得。
然而，當夢想就要變成現實的時候，顧維鈞還是要清醒的面對現實。一戰勝利後，北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全國放假三天以示慶祝，同時還做出了不向英國提出歸還英國在香港特權的決定；作爲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顧維鈞不能不考慮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強的態度。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畢竟不可操之過急。根據此前中英兩國的協定，英國將在戰後和中國重新展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這也正是顧維鈞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