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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造船專家。”唐夫人想起了楊朔銘當年製造袖珍潛艇時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不已，“真是很難讓人相信，短短七八年的時間，他就能弄出一支這麼大的海軍艦隊出來。”
“所以不管他做什麼，我一直都很相信他的判斷。”唐璟說道，“當然，他不是聖人，也難免有失誤，這時就需要我們幫助他了。”
唐璟說着，目光落在了桌面上的信上。
東京，皇宮，御花園。
今天的天氣很好，碧藍的天空萬里無雲，坐在花園裏的攝政宮裕仁親王一邊享受着戶外清新的空氣，一邊在閱讀剛剛送來的關於中國的一份特殊報告。
“……還在戰爭開始前，支那的宣傳系統上就喜歡誇大西方援助對中國的巨大作用，象一些對西方列強對支政策持敵視態度的中國學者也對此多有記述。例如，在陳紹禹寫的《歐洲戰爭期間的支那戰時經濟》一書中，作爲一名社會主義者，他把支那的重要西方盟國米國稱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靠吸人民的血汗發展起來的米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米國‘現在站在帝國主義和反民主陣營的前列，同時成爲了在世界各地實行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倡導者’。”
“還有一些中國學者對西方國家對支那的經濟支持有過詳細的描述，在關於歐洲戰爭的《歐戰短史》一書中就指出，‘支那實際上在戰爭期間得到了從美國運來的某些武器，還獲得了一些對人民生產來說比較重要的汽車、裝備和材料，其中包括蒸汽機車、燃料、無線電通信設備、各種有色金屬和各種化學制品。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米國和英國提供的大量汽車。這些援助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對中國參戰後歐洲戰爭的進程起了決定性影響。’接着，作者們證實說，國外援助在支那生產中所佔的比重爲：大炮產量佔總產量的39%，坦克佔47%，作戰飛機佔到60%，在1918年，支那軍的汽車總量中，進口汽車佔44%，而在1920年佔到了59%。盟國援助的總量約佔到支那軍事生產的60%以上。而實際上，爲了掩蓋支那某些種類的武器和技術裝備的生產總量，西方提供的援助在支那軍事生產中所佔的比例很可能被大大的壓低了。”
“之所以壓低了西方援助在支那戰時條件下的作用，首先是爲了證實支那在對抗帝國軍隊的戰爭中‘民族經濟的勝利’這一神話，同時還要證明支那的軍事經濟優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經濟——不僅包括德國，也包括英國和米國的經濟。只有到了1921年以後，在支那的公開刊物上纔開始對盟國援助有更爲準確的評價。例如，馮基善將軍在後來同一位美國神父羅文芳的談話中就指出：‘如果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談論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能隱瞞從盟國一方獲得援助這一因素。當然，首先要提到的是從米國朋友那裏獲得的援助，因爲在這方面英國朋友對我們的幫助相對有限。在分析戰爭的各個方面時，不能不考慮這一點。如果沒有米國提供的彈藥，我們就會處於很艱難的境地，我們就不可能生產出戰爭所需的那麼多的彈藥。沒有米國人民給我們的卡車，我們就沒辦法去運輸我們的大炮。它們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前線運輸。戰爭各個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種鋼也是由米國朋友提供的。’同時，馮基善將軍還強調指出，‘當我們開始參戰的時候，與日本人相比，我們在工業方面還是很落後的。’羅文芳於1915年到1918年與馮基善的這幾次談話的可靠性，被馮基善後來的論述所證實——這是191921年我國情報部門監聽並錄下的馮基善談話的內容：‘現在有人總說西方盟國在戰爭中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認的是米國人民爲我們迅速大量生產並供應了許多物資，沒有這些物資我們就不可能組建我們的後備部隊，也不可能把戰爭繼續下去。我們沒有炸藥和火藥。沒有這些東西，步槍就沒有子彈。米國人民真誠地給我們提供了火藥和炸藥，他們還給我們迅速生產並提供了多少鋼材啊！如果沒有米國人提供的鋼材，難道我們能很快地生產出這麼多軍艦和坦克嗎？而現在情況當然不同了。我們自己這些物資裝備已經很充足了。’”
“與支那人的含糊其辭不同，米國的學者們把援助支那的作用一直都看成是支那能夠繼續戰爭的決定性因素。米國學者亞當斯在今年出版的專著中論述了米國援助對於支那至關重要的軍事經濟作用。但是，由於缺乏有關支那生產的相關資料，他無法表明米國和英國提供的援助在支那的個別至關重要的生產中所佔的分量，雖然他能夠列舉出根據一些非正式的和民間的協議所供應物資的詳細清單。英國學者哈得遜也在專著中首次從平衡性的觀點論述了米國、英國和加拿大根據協約國有關協議向支那所提供物資對於支那軍事經濟的意義。但是，他在研究中所列舉的產品清單要比亞當斯少得多，同時受國民經濟平衡理論的影響很大，哈得遜主要計算了武器和戰鬥裝備的數量，同時象一般人所做的那樣，沒有逐項分析的、具體的產品清單（有關於石油產品的總量，而沒有具體燃料的類型；鋼材也是隻有總量，沒有分類。其他也是如此），這就使得局面對支那經濟比較有利，比它實際上的情況要顯得好得多。我們的專家學者試圖計算一下西方的援助在支那某些戰略物資的生產中所佔的份額。同時，我們不僅利用一些不久前公開的資料，而且還利用了我們自己蒐集到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