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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裏談到：工會勢力過於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不敢有一句異言，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我黨設辦法，就是政府都並不直接去幹涉工人。我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負責這些事，但我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我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爲說服得不夠與採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於工會與黨，另一方面我黨黨員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
梁啓超家書：
“思永來信所講的流傳於青年當中的社會主義政治觀點，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其實打倒作惡的地方軍閥，不能不說有他們的一點功勞，我們雖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們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惡的地方軍閥，離末日都不遠了，不復成多大的問題；而中國布黨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見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藍寧（即列寧）之第三國際的羈絆，布黨黨衆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爲最高主權者，儘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多地之中等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若全國都象他們那樣的搞法，則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幹，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之地了。”
“我素來接受‘政治革命’，但堅決排斥所謂的‘社會革命’，此次在國務總理任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國走一條‘社會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這條‘社會改良’之路的關鍵，是一個‘中等社會’的存在。因爲一個國家的進步和強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貧民，在經濟發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爲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個定義：排除了那些‘剝削兼併他人之所有以爲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剝削者之後，所餘存的‘中等社會’（頗類似於今天所謂的‘中產階級’）。我主張先在中國造就一個‘中等社會’，然後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改良。”
“如今‘中等社會’的建設發展初見成效，而近來耳目所接，卻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自布黨轉移入外省之後，河南、山東等地人民簡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種惡勢力於地下蔓延全國，那中國真就成了活地獄了。不惟徐世昌大總統頭痛，連我們這些想做實事的也頭痛。總而言之，布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左舜生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據傳吳子玉軍中亦有布黨分子活動，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談及此事，他還安慰我道：‘不要緊，他們掀不起大浪，軍隊都在我們手裏。’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屬布派，但若長此下去，他們將來必倒在布派手上無疑。”
“現在中國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爲反革命的代名詞。（河南四川陝北多地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都是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難過。將來我們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現在算什麼？我們只有磨鍊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緊，恐怕北京工運學運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爲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爲暴烈分子定要和我們這些人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變後，京、津交通斷絕，那時便欲避不能。我現在正在斟酌中。本來擬在思永學校放暑假前作一結束，現在怕等不到那時了。……現下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四川偏遠之地，比較好的是浙江。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因爲窮人太多了，（其實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狀況還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總感覺着全個北京將要有大劫臨頭，所以思順們立刻回來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張。但天津上海之遭劫，總該稍遲而且稍輕。你們回來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強安居。還有一種最可怕的現象——金融界破裂。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事，很難捱過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國中產階級真都要餓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