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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黨《醒獅》雜誌（1922年9月，第二號）：
“……農民大量棄地逃荒，究其箇中原因，與布黨黨衆借勢煽動底層貧民搞的‘平糶阻禁運動’有密切的關係。該運動的本意，是底層貧民擔憂一旦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省內糧價暴漲，進而威脅自己生計，故而以農民協會的名義，禁止一切糧食出境。這種措施既然是貧農自己所定，本來理應對貧農有利。但實際卻不然。措施最先損害的便是佃農、自耕農的利益，其後纔是中農、富農和地主們的利益。因爲這些農民，都有在市場上自由出賣糧食的需求，然‘平糶阻禁’之後，糧食不能在豐收與荒歉之間流動，導致其價格極低，種地反成了虧損之事，政府催還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去，政府對此也無計可施；無力抗拒政府催賦的自耕農和佃農，則紛紛拋荒或違背租佃契約逃走。佃農、自耕農們放棄種地之後，糧食大量減產，貧農們美好生活的願景自然也落了空——更嚴重的是：貧農們這樣鬧，將糧食控制在省內，不許外運，導致鄰省駐軍的補給都出現了問題，激起了軍隊廣大士兵的憤怒。”
“而貧農們之所以能夠將‘平糶阻禁運動’付諸實施，是因爲他們掌控了農民協會。據時人的調查，農民協會不僅參加鄉村統治權，而且在一些偏遠地方還取代政府，實行所謂的‘農協自治’，執行司法行政大權，獨裁一切，遂成爲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不但鄉村的一切權力歸農會，並且已經進一步蠶食、干預縣政府，幾乎所有的農民問題都要交給農會，工人問題要交給工會，學生問題要交給學聯才能解決，而縣政府則門可羅雀，簡直等於一種裝飾品。可以毫不客氣的說，由於布黨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統治權在城市確已轉到了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手中。”
“尤爲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農民運動，雖然由布黨包辦，但發動起來之後，卻已不受布黨的控制。在農協會的旗幟下，起來了的農民已近百萬人，但絕大多數的農民協會，都不在布黨的控制之下；許多則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裏，成爲社會危害。輿論批評洶湧而至，以至於農民協會不得不做出對各級農協進行‘洗會’的決定。”
“該決定主要提出兩點要求：一、爲使真實農民意見，在各級協會中充分表現，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應嚴加淘汰；二、區農協執行委員五分之三須屬真實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五分之二則屬於有職業的知識分子，或是行動上表現爲農民謀利益的人。帶有流氓地痞性質的人，即應嚴厲防止，以免擾亂農民組織；該決定試圖補牢於亡羊之後，但這次整頓卻沒有被嚴格貫徹下去，中途流產。農民協會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來越被人所詬病。甚至於其黨內亦有悲觀失望者，其領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們這樣胡鬧，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黨內衆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梁啓超家書：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於工運農運學運之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過於沉悶了，人人都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爲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爲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爲我向來有那些歷史在前頭，更何況又爲進步黨領袖。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採那‘非自己幹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如今中國受病的總根源，在於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麼閒工夫來列舉他。……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