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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各地方軍閥們已不堪布黨的逼迫，此前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布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所謂的‘右派’。（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互鬥，軍閥殺布黨，布黨殺軍閥——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有數千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稀裏糊塗的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布黨內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併起來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而爲達自己的目標，其各各又分頭去勾結地方軍閥！說軍閥固然不要臉，那麼這‘黨閥’還象個人嗎？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麼爲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的勞什子，現在揭開假面孔，便原形畢露了！”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裏有布黨分子，實在是因爲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的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別要以爲我反對共有主義，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布黨還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有主義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有’那劑藥所能醫的。我現在開出的是另外的方子（這方子是進步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果，不是我一拍腦子想出來的），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自擔任國務總理以來，便一直在照這方子給中國抓藥。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當然會誤認毒藥爲良方，但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說的，是多給我一點時間，等我的方子出來實效後，看可以挽回多少罷。”
《自由中國》雜誌（1922年10月）：胡適論《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信奉社會主義）。現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時間裏，我還經常對我的學生們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我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爲社會主義整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做這個懺悔……”
“現下共有主義思潮的泛濫可以說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什麼教訓呢？這以可分三層說：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之徒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羅蘭夫人就曾說過，‘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現在我們應該醒悟了，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還是用一句兩年前的老話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的新奇，那種主義如何的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是多得很。我們不去研究工人農民商販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地方軍閥勢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經濟差距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現在這夢已經讓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