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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同志繼續說道：‘在國內戰爭末期，我們就遇到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爲是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到現在，即過了一年半以後，在1922年底，我們已經能夠作一些比較了。我認爲，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答說，過去的一年半，絕對肯定地證明我們經受住了這一考驗。’”
“‘首先談我們的金融體系和出了名的俄國盧布。俄國盧布的數量已經超過1000萬億，我看，單憑這一點，俄國盧布就夠出名的了。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從經濟學觀點來看也是如此，因爲零是可以劃掉的。如果我們能夠使盧布穩定一個長時期，然後永遠穩定下來，那我們就勝利了。那時這些天文數字，什麼萬億、千萬億就算不了什麼。1921年，紙盧布幣價的穩定期不到3個月。1922年已經持續5個多月了。到今天我們已經學會向前行進了。既然我們學會了這一點，那麼我相信，我們今後還可以學會在這條道路上取得進一步的成就，只要我們不幹出什麼特別的蠢事來。可是，最重要的是商業，即商品流轉。兩年來我們還是使商業開展起來了。因此我認爲，可以大膽地說，我們可以對此感到滿意了。要知道，我們是孤立無援的。’”
“後來列寧同志又談起了他們的社會目標。最主要的當然是農民。1921年，農民對布爾什維克有不滿的情緒，接着又發生了饑荒，用列寧同志的話來說，是‘國內戰爭的惡果’。他的話給人一種印象，好象俄國從前不曾發生過饑荒似的。好象布爾什維克那些武裝的徵糧隊與此完全無關似的。但是，列寧同志又說，一年來，農民向國家繳納了幾億普特的糧食稅，‘而且幾乎沒有使用任何強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農民暴動可以說是俄國的普遍現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沒有了。農民對他們目前的境況是滿意的，我們可以放心地下這個論斷。’”
“列寧同志隨後談到了輕工業生產，即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列寧同志在這裏指出‘輕工業有了普遍的高漲，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狀況都有了一定的改善。這一點在其他地區要差一些，’然後列寧同志提到了重工業問題：‘我們還沒有一個有利可獲的租讓項目。但是商業已經使蘇維埃政府能夠把某些資本——2000萬左右金盧布——用來發展重工業。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的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有重工業。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資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資金，那我們就會滅亡，就不能成其爲文明國家，更不用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2000萬盧布已經有了。可見我們是有成績的。’”
“列寧同志這樣說：‘毫無疑問，我們過去幹了而且將來還會幹出許多蠢事來。這一點，誰都不能比我判斷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爲什麼我們會幹出蠢事來呢？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爲第一，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國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那些所謂的文明國家都在反對我們。實際上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在這裏，在上面，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工作人員還在勉強履行其職責，可是在下面，他們常常反對我們的措施。爲了培養新的工作人員，我們辦了蘇維埃學校和預科大學，只要我們做得不太匆忙，幾年之後就可以培養出大批能根本改變我們機關面貌的青年來。’”
“列寧同志在報告快結束時向代表們提出勸告說：‘我認爲，對我們大家來說，無論是俄國同志還是外國同志，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俄國革命成功之後，我們都應當學習。外國的黨組織應當吸收一部分俄國的經驗。我們的學習是一般的學習，你們的學習則應當是特殊的學習，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組織、結構、方法和內容。如果這一點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最後，列寧同志在代表們和客人們的熱烈歡呼聲中走下了講臺。”
寫到這裏，獄中的青年扶了扶鼻樑上的圓眼鏡，長吁了一口氣。
儘管不明白那些抓自己的人爲什麼要讓自己和難友們寫“自述”，但他現在已經不去管這些了。此時的他文思如潮，彷彿又置身於克里姆林宮的金色殿堂當中。
